英国留学留学前辈谈留学经验

留英学生谈“女王是禁忌”
　家乡风俗，养孩子是不能夸的，比如不能够夸孩子胖，饭量大，老人说这夸的结果常常事与愿违，改天孩子可能就掉点肉，吃饭耍脾气，如今我渐有体会。以至于曾笠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从他旁边安安静静走过，生怕自己走路动静稍大一点，都会变成一句好话，适得其反后来，拿这个风俗与广东朋友交流，发现他们那里也有这样子的“说不得”心理。　于是我就想起来在英国的“说不得”。
　　女王是禁忌吗？
　　来英国之前，就听说英国的言论自由，在两个话题上不起作用，一个是女王，一个共产主义。但是我知道英国有一个合法的英国共产党。关于女王，我以前在国内听到的笑话是，一个英国人掉进了湖里，不会游泳，喊救命声音太小，于是喊了一声“打倒女王”，结果两个警察从远处跑过来，跳进湖里，把他捞起来送进警察局。这样的打捞，我从没有亲见，作为外国人，我也没有挑战这个传说中禁忌的勇气。唯一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当感到一个F字头粗口隐隐约约成型中，一个“嘟”，就删掉了，特别是在看Jonathan Ross的访谈节目。
　　F字头翻译成中文，原意很简单，加上与语境相配合，对应的中文词汇，可以像西湖漫步，湖光山色，达到移步换景的境界，这是英语的高妙之处，也是中文的灵活。记得我当初看施咸荣先生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禁叹服其中骂人粗口的丰富，觉得英文表意之丰富，远胜过中文。等到买了一本英文原版看完，才明白其中中文粗口，大约十之七八，在原文里只不过是单一的F字头，功力在施先生这边。
　　在英国这么多年，我唯一听到过一次骂女王，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
　　我住在校园里面，到了晚上七点之后，冷冷清清，到了夜里，能够把行人的脚步听一路。
　　在那段写论文的日子里，这样的脚步声，伴着几句偶尔的话语，颇有寒冬夜行人的意境。尤其是，当秋冬时候，暮色四合，到了夜里捂得更紧，整条路上只有我的客厅亮着灯，我不知道过路人有没有抬头看，猜测房间里面发生什么，是不是他们也有我当初刚到英国那样，能够看到屋子里的灯光，却泛起一种绝望的感受。因为那些老房子的石头墙是这么厚，而除了星星，那灯光是夜里唯一看到的亮光，但是所有亮着灯的房间，都不是自己的家，你也很清楚自己很难成为那所房间的客人。
　　那天深夜，却是在春天。
　　英国这三年来，春天气温变化反常，几乎都有大风在夜里。那天还下着大雨，我在敲键盘写文章，雨大的时候，打在那扇大窗的玻璃上，比键盘的发出的声音，还要大。突然我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从远处过来，凭着听感，应该是一个壮实的高个子男性。到了我家所在的路口时候，他突然开口骂道，F the queen。那声音好似在雨夜，打了一个春雷，声音清脆而又猛烈，像年轻结实的猎犬的吠声。一声之后，又接着一声，然后一声一声不停。
　　我突然感到紧张，在这条路上，如果没有人熬夜的办公室，那只有我的房间亮着灯，这声音一声接着一声，而且是在咒骂女王，这人肯定疯狂之极，也许是酗酒的醉鬼。但是凭着声音，又是非常posh的英式英语口音，也许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愤青。
　　不管是谁，我越来越担心，那声音会变成一块飞来的石头，把我的窗户砸破，那么急骤的雨，会把我窗帘和地毯打湿，我房子的保险包含了这个费用吗？申报起来的手续，是不是要持续一个多月？我还担心他会来按我家的门铃，要进来和我聊天。我已经被吓得不敢掀开窗帘看看外面是谁，生怕被他看到窗子上我的人影。
　　窗外的骂声，好像春雷阵阵，我看着电脑上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久，他在我家门前的路上走了好几个来回。终于我听到另外又有两个声音加入，是警察，他们似乎在劝这个醉汉，还是愤青。
　　不再说的对话
　　时隔多年，那次深夜的骂声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每次想起来，还有一股惭愧跟在后面。那是我在英国听过的最有力量的声音，最热情的情感宣泄。而那时候的我，却居然被这种激情的力量所震慑，感到害怕，脑子里担心的是房子的保险。
　　这是一件多么可耻的记录。我曾经是多么热烈的参与这样的谈话：在大学最脏乱的宿舍，或者校外小饭馆，深夜，最好有雷雨，独明的灯火，汉语各地口音的F字头方言版，一瓶接一瓶的燕京或者红星小二，还有一切被视为禁忌的话题。
　　而这一切，在若干年后，一个鼓吹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我被吓得躲到了窗帘的后面，不敢面对，等着警察过来维持秩序。去年8月，伦敦市长鲍里斯在北京评论奥运的时候说，“I am thrilled, I’m overwhelmed, I’m incredibly excited but I’m not intimidated!”(我被惊了一下，我陶醉了，我感到难以置信地兴奋，但是我没有被吓住)除了最后一点，我和他都一样。
　　这是我生活过的英国，让我丧失了谈论的热情。我曾经如此渴望过的自由，作为一个外国人，被言论自由所改造。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在找工作的时候，我慢慢有了一点体会。
　　有一段时间，有个朋友常常下午来看我，找我聊天。他要转学，我要毕业，时间是夏末，我们两个人都为将来求职发愁。我突然问他说，如果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你，在工作中，你的想法和老板不一样，你会怎么处理？朋友说，我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老板，然后尊重老板的意见。
　　我说，如果是我，我就回答按照老板的意思做，我的意思提都不提。朋友问为什么？我说，老板只不过找一个人干活而已。当习惯性反叛统治社会的时候，我们追求着一种积极的自由，这种自由常常是暴烈、出格、甚至荒诞的。出国对很多人，曾经是追求自由和梦想的一种选择，在教给我们写cover letter的模板里，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模板，一封长达两页的cover letter，用了开头两大段来描述自己童年时候是一个星空下的男孩，思考人类的终极问题，在文末才告诉教授，我想来读你的博士，请问有没有奖学金。
　　当有一天，自由成为理所当然，反自由成为一种社会禁忌，我却有说不得的担忧，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不知道你有没有。

留学英国：关于名字的点点滴滴
　窗外是非典型的英格兰之夏，雨一直下，过去对英国夏天的期盼，最近两年慢慢变成了对初秋的向往。九月底十月初的天气，好像北京的初秋，空气清冽，一切的记忆都可以保鲜的特别好，比如初次问候的名字。
　　没有英文名字
　　五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布里斯托，同事和老师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想了想，说，我姓曾名飚，我更愿意你叫我Zeng。对老外来说，理由有点滑稽。因为我的名字“飚”，普通话读成Biao，在中国的一些北方话里，是又胖又笨的意思。我不希望在读博士时候，整天被人以胖笨相称。大笑之后，朋友就欣然接受了，对我称姓不叫名。据说，这种不加Mr.直呼其姓的称谓是一种比较轻慢的做法，好在用“曾”日久，习以为常。意大利朋友常常极为夸张地把Zeng发成“赞歌”。我的导师一度开玩笑说，看到你的English的文章，我怀疑自己读的是Zenglish。为了避免胖与笨的尴尬，其实解决方法还有一个：起一个英文名字。我曾经有过一个英文名字，叫Tony，还曾经在hotmail签名里加上去。后来，慢慢发现英语黑帮片里，老大叫Michael，老二往往就叫Tony，或者反过来。试想一下，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小矮个，被人当街叫一声Tony，总觉是气势不够骠悍，不足以让行人让路，有辱Tony的威名。初到英国，遍地的英文名字，碰到中国同学，万一取了英文名字，常常要问好几次，才不至于忘掉，往往交了一个朋友，误以为认识了两个人。所以后来收到Dear Tony，这样的电子邮件，往往觉得发错了对象。
　　慢慢地这些年，认识的中国朋友中，不起英文名字的越来越多。现在工作单位里面，三个博士后，一个zeng(曾)，一个shun(逊)，一个sheng(晟)，都没有英文名字，结果同事一说，听起来感觉都差不多。
　　曾相逢
　　国内有一位出版人黄集伟先生，喜欢收集汉语新词，每年出版一册当年汉语新词语的札记。他给自己双胞胎儿子，起的名字非常绝，一个叫佐思，一个叫佑想，合起来是“左思右想”的谐音，拆开来颇有追求言论自由，促进精神文明的意味。我曾经恭维他说，您给儿子的名字起得太妙了，妙的都让我不敢生小孩，怕起不了一个好名字。不想到几年之后，上天给我一个为孩子取名字的机会。身处中英文的夹缝之间，我觉得要起一个名字，足以实现一次跨文化交流。因为家里还是按照家谱来，所以三个字，已经占了俩，比如，我的名字其实中间，还有一个辈分“清”。我对中国人的名字，热衷的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风格，进而对很多日本名字用字情有独钟，比如相扑手的名字，很有古风。
　　国民党将军戴笠，字雨农，这是一个非常江南的名字，来源也是，西晋周处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据说，笠的日语发音为kasa，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种器具，也是故乡江南水乡常见的物什。察看图片资料，日本的斗笠，古意盎然。　于是，就叫他曾笠。如果有字的话，我叫他相逢，仿照黄先生的幽默，和自己的姓开个玩笑，就是“曾相逢”；假如将来还有一个儿子，我会叫他曾筑，字渐离，筑是战国高渐离精通的乐器，有精通民乐的朋友说，筑可能是筝的前身。
　　相逢渐离，是我喜爱的人生两种滋味。竹字头下，是自己故乡门前的竹木街；一立一巩，是对自己，也是对儿女将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期望。　名字传给朋友看，一位中文系的师妹串成两句：曾笠曾筑，相逢渐离。把这个伪古风翻译一下就是，互相碰到的时候，曾经一起在雨中带着斗笠，慢慢分开的时候，曾经在一起击筑而歌。而如果有一天，有外国人问曾笠的名字，他说Li，大概也没有什么又胖又笨的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