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是中国的高考季，自然也充满了各种新闻，但高考的真正意义还藏在中国的历史之中。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是相对稳定的，但从隋唐开始，现代人常常大加挞伐的科举制度，却由于其相对公平性，给了下层民众一个宝贵的上升机会。像北宋时就实行严格的糊名、誉录、殿试、防范权贵子弟等制度，故而宰执之臣当中，有很多清寒子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相对流动，防止阶层固化而形成经济、政治利益上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一直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重要原因。
21世纪以后的中国问题也与此有关。回顾一下1949年以后的历史就知道，直到1990年代之前，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扁平化的社会。任何一个人，哪怕出自完全赤贫的家庭，因为学费的低廉（记得我1987年在大陆读高中时，半年学费还不到4元新币），任何人只要通过高考，就无需为别的发愁，一定能获得直到大学完成的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古代社会中科举承担官吏铨选责任一样，那时的高考也同样为中国的各级官僚机构，输送新鲜的血液。一般人只要获得中专以上学历，毕业后不但会有一份工作，还可以获得一个“干部”的身份，成为这个国家巨大官僚集团中的一个成员。这就在很大意义上，解决了大量相对有才智的平民上升之路的难题。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取消了这种分配制度，再加上市场化为导向的教育改革，使得很多贫寒子弟，失去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及动力。如果说这还只是部分地堵绝了贫民的上升路线，到了新世纪以后，大城市房价的高涨，又拉大了不要说农村，甚至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在中国第一流的高校拿到博士学位，前途还是一个未知数，更不用提普通没有背景的清寒之家了。就地方而言，由于高考失去了社会调节器的功能，地方的官僚选拔，也就是各级地方公务员考试之中的舞弊代价极低，导致了官员的代际继承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与早期用高考来选择官僚的公平性，有着云泥之别。高考铨选官僚之所以与公务员招考有着巨大的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相对单一、严苛而公平的标准，也就是被人诟病却实际上少有空子可钻的考分决定制，而后者则存在过多的人为决定性因素。我自己恰好曾经在2003年参加过高考阅卷，并在2005年左右参加过南方某省的公务员阅卷，二者严谨程度相差天渊。高考当然不是没有空子可钻，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自主招生，各种黑幕更是层出不穷，并且总是会有一定的制度外的施恩之举。但即使如此，相对而言，高考无疑依然是中国最为公平而严格的考试。
所以高考改革之后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其教育产业化所带来大学成本的增加，而是在制度上取消了选贤任能，并在最大限度上使下层民众获得上升机会的制度性消解。中国社会目前的一个关键问题，恰恰是要解决社会流动性。就在去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还提到当前高校农村学生比例偏少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农村孩子不仅越来越难上名校，即使成功毕业，还会在户籍、婚姻、房屋、财产等方面遇到巨大的限制。这一点无疑会使阶层固化的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历史上，落拓文人由于上进无门，走上玉石俱焚不归路者所在多有，如颠覆唐王朝的黄巢暴动，把清朝拖入坟墓的洪秀全之乱都是如此。如果中国希望有一个长治久安之策，高考制度不但不应弱化，更应该恢复其选贤任能的职能，给底层民众一条哪怕只是独木桥似的上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