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讲北京腔标准华语使人觉得“肉麻”，并不是少有现象，当年有位年轻演员陈春裕，虽非华中学生，却经常受邀参加华中的舞台剧演出，他的北京腔也成为学生的谈资笑料。我们这些“异类”后来多亏一个人拨云，才有机会抬头见月，他就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华侨中学学生，曾经是话剧圈活跃分子，一口北京腔标准华语学得像模似样，用京片子教历史的赵满原老师一度误认同乡；但是在同学面前，我却不敢使用这种优美的语言。我还记得，华文老师李绍渊在讲解新课文之前，总是要我先站起来念一遍，这可害苦了我。休息钟一响，同学们就七嘴八舌学我的读音，不论舌面音、舌尖前音或后音，他们一律翘起舌头乱讲一通，以这种方式讥刺我读文“装腔作势”。
新加坡的标准华语是什么样子的呢？李光耀先生从政之初开始学习华语，他的一些来自英文源流的同僚如吴庆瑞、吴作栋，也追随其后，他们学的当然是标准华语。对照闽粤籍普通人所讲的华语，标准华语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翘舌音（即舌尖后音），以及所谓的“卷舌音”：韵母er跟儿化韵，很容易辨别。当年的总理和部长都操标准华语，有人敢嘲笑他们吗？进入60年代，华语在新加坡渐渐普及，而由于有了汉语拼音的教科工具，师资教学能力迅速提高，标准华语在校园里更得到大力推广。新气象的出现，教育规划固然起了直接作用，但与上行下效也不无关系；可以这么说，当初李光耀先生和阁僚们抽空学习标准华语，尽管动机多半不是为了做个表率，但是无疑昭示了一个道理：使用语言应该力求纯正；潜移默化下，他们无心插柳柳成荫。
新加坡的标准华语教学其实在1940年代就发轫了，战后不少小学就有相关课程，但是采用中华民国的注音符号，而且教师没受过训练，大多只知符号有别，实际上却不太能够掌握翘舌卷舌，到头来学生依然稀里糊涂。还有更离谱的，有些教师讲课还得借助方言，方才讲得明白。我举上述新加坡事例旨在说明：一、语言的教学和传播如果没有一套标准，如果缺乏有力的语音系统，是很难取得成效的；二、公众人士，尤其是广播媒体的宣说人员和政治人物，应该以身作则讲标准华语，他们是另类的师资，对公众的影响力往往比语音教师还大。我在开头提到标准华语，特意在前面冠以“北京腔”，这是为了强调它另具特色，那就是在语调上讲究轻重，严格遵守变调规律，如上上变阳平、轻声调（包括其音变）等等，这些元素有助于形成语言的节奏感、铿锵感，所以非常动听。其实，我们所熟悉的闽南话、广东话和潮州话也都具备类似特色，英语何尝不如此？英语轻声调的音变现象甚至比北京话更突出。不客气地说，动听的语言来到新加坡，就会变得不动听，因为一种语言要在交谈沟通中普及开来，直接而自然的方法就是把语音拉长，方便听清楚，久而久之，语调音律就变得平平板板。新加坡人所讲的标准华语一般上都是平平板板的，欠缺美感，如果应用到媒体上或艺术领域，我们是否该吸收一些北京腔的“养分”来加强自己的魅力呢？这是另一个范畴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