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加坡文学”本位的再延伸思考。新加坡教育为树人的根本，学校赋予“文学”怎样的定位，往往决定了学生的兴趣取向。诚如林君文章所叙述的现象，在新加坡“重理轻文”的教育架构中，文学科目一直是不被重视的选修课。文学，其实也是个别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用文字凿刻国族历史或个人体验的一种模式。我国幅员虽小，从事各族语言文学创作的人材并不匮乏，两年一度的“金笔奖”的收件数逐届递增，可见愿意用文字说故事的人，从未放弃在沙漠中挖掘文学活水。可是，有兴趣听故事的人在哪里？这恐怕是个伤感的诘问，关系到教育制度长期失衡的因果。日前读了林煜辉刊登在言论版的文章《对“新加坡文学”的反思》，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写作人，笔者对林君有关新加坡文学现象与教育体制的剖析和建议相当认同，但关于本土文学建构背后的历史滥觞和教育制度的远因近果，个人还有另外几个层面的思考。相对于历史动辄上看数千年的泱泱大国，我们即使把建国前的殖民地历史一并纳进来，新加坡还是一个历史不足两百年的“幼齿”岛国。我们没有辉煌厚重的历史背景，而且是一个多元民族共生的移民社会，后裔在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的环境中成长；相对于某些单一民族的国度，严格来说，新加坡个别种族本身文化传承的意识，基本上并不纯粹和深刻，再加上早年执政当局对文学的推广并不积极，“文化贫瘠”的小红点甚至曾被嘲笑为“文化沙漠”。
略懂新加坡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新马两地和香港一样，都曾经是被英国殖民过的地方。“后殖民”是永远抹不掉的历史烙印；“重英轻华”曾经也是这三个地域共同的宿命。林君例举台湾和邻国的“国家文学”的定位认同，说明了因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制约，政治走向一直牵制着文学蜕变的形貌。即便今天，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确已跳脱了政治的羁绊和枷锁，若说宏观的“国家文学”，无可避免地必须书写本国走过的历史，乃至一些曾经为当局所隐讳的争议性课题（譬如马共的历史定位），以及我国怎么从一个华文文学重镇，“退化”到华文教育一蹶不振的史实。我对当局是否能放开胸怀，让这些涉及敏感“政治尺度”的文学作品走进校园，还是存有疑虑。再则，由于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群居的国度，所谓“国家文学”理所当然涵盖了华、英、印、巫四大语系文学。以林君提倡共铸“新加坡核心”的角度来看，为了打破语言的隔阂并开拓学生的视野，各族文学作品应该在翻译的辅助下被相互学习和观摩。然而，若以微观而言，我更在意的是所编选的文学作品，是否能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如果“原汁原味”的原创作品一直局限在以“青春校园”为主导的内容，即便是翻译成异族同胞的语言，也不见得能吸引程度好又愿意走进文学殿堂的优秀学子，更遑论能启迪他们去思考一些深层的人生哲理。
如何为“国家文学”谋一个公允的定位，借由文学的熏陶引导新一代对历史进行反思，并形塑人们对国家的归属与认同，当然是文化人或写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然而，教育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是否能配合建立“国家文学”的理念和机制，才是关键所在。就如过去20年，我们一边疾呼要振兴华文教育，一边却又为了迎合轻视华文的学生和家长而削足适履，频频开倒车，让华文看起来“更容易学习”。结果，在特别为他们而设置的教育保护网的关照下，厌弃华文的一代人长大了并完成大学教育，而他们的下一代却更加无法接纳方块字。所以，我们周围会突然出现那么多以“谷歌”翻译为儿戏的笑话。这些人的无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教育失败的副产品。建立“国家文学”是个崇高的概念，凡是对国家有归属和认同感的人，不会对此存有异议。以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的窘境，来说明政策的执行是否能表里如一，并非要泼冷水，而是另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如果说“匈牙利鬼节”的阴影可以笼罩这么多年还不退去，连法定机构都可以那么轻蔑对待官方的翻译工作，要怎么期许他们能严肃地译介新加坡文学作品呢？但愿新近成立的“跨语言翻译委员会”，能多少端正一些不谙中文的把关者，对翻译所持的轻蔑态度，尽量不要在国际再上演令人羞赧的“谷歌”翻译歪风。至于表扬杰出的文学创作者是对作家的肯定，还是只沦于徒具形式的虚荣？那倒是见仁见智，毕竟没有创作者又何来“国家文学”。以什么标准遴选得奖者，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新加坡有好几个文学奖行之有年，有些得奖者的确孜孜不倦，著作颇丰；也有一些得奖人其实很少创作，比较善于推动文化活动。也许，根据不同的奖项性质，可以判断该奖的意义何在，而不是一概抹杀文学奖存在的必要性。邻国《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文学奖”和台湾其他大小文学奖，都捧出了不少扬名国际的作家，尤其是“马华文学”这个绚丽的招牌，就是一群“花踪”得奖人擦亮的。即便是马来人执政的国家，囿于狭隘的民族情绪，不愿把马华文学纳入“国家文学”的一员，但他们已在华文文学世界，为自己和国家争取了殊荣，是不争的事实。反之，为何我们历届的“金笔奖”得主都走不出这个小小岛国，甚至不为新加坡国人所认识？这恐怕才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