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学书写的是个体的经验，那国家文学就是一个国族集体书写国家经验的表现和证据。当各个种族以不同的语言文字，书写着同一种新加坡经验，并且在文字中表达了一致的社会理想时，一种打破肤色和语言文字的藩篱的国家文学，事实上已见雏形。很可惜的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即，文化教育界却至今没有真正形成所谓国家文学的具体概念。我们不时听到或读到的“新加坡文学”一词，始终只是一个流行于极小的文化圈子，即便是圈中人也难以界说的模糊概念而已。国家艺术理事会每年颁发“文化奖”给许多杰出的文学创作者，也定期举办各种如“金笔奖”的文学创作比赛，不过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并且阅读过他们的作品，着实令人怀疑。新加坡文学无法进入一般国人的生活之中，主要原因当归咎于“国家文学”在教育体制中的长期缺席。
对“新加坡文学”的反思，根据中学教育的课程规划，英文文学是中学低年级学生的必修科目，升上高年级后，文学不再是必修科目，各族学生能依兴趣选修英文文学，华族学生可以选修华文文学，而马来族学生则可以选修马来文学，或是根本不必选修任何文学科目。故此，每年选修文学这门在刻板印象中不能当饭吃的科目的学生只占极少数。不过，人数倒是其次，更关键的是，这种以种族和语言“分而治之”的做法不仅狭隘，也隐藏着极大的限制性。纵然英文文学和华文文学的教材，都分别选取了一些新加坡的作品，但在架构上，仅仅是以世界英文和华文文学的一个支流对待之。这样的做法固然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宽广的世界性视野，但是却忽视了新加坡文学本土化，对于国家与国族建立的深层意义与作用。此外，即便选修了文学此一科目，学生对新加坡文学的认知，也会受到语言文字的限制，无法掌握新加坡文学的全貌，只能得其片面。这反映的不是课程规划上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规划者深层思维观念上的自我限制。我国未来的文学教育方针需要改革，我们的思维观念也要彻底转变，才能建立起不存在种族和语言隔阂的文学教育。新加坡建国之始既承认四大语言，何况在翻译文学盛行的这个年代，语言的藩篱早已被打破，国家文学的教育，何尝不能使用翻译作品进行教学？
我个人认为，建立新加坡国家文学，并将其纳入教育体制，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科目，比起每年颁发奖项表扬杰出的文学创作者，更具意义。文学是对个体生命及所生存之环境的深层思考结晶，以世俗的形式给它冠上略嫌俗气的殊荣，却不让它担负起文学的神圣使命，恐怕只会玷污了它。作家得奖，那是对作家的肯定，属于个人的荣誉，仅此而已。但是，建立国家文学，并通过教育普及开来，却远远超越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和鉴赏能力这样的个人范畴，而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前进的一股动力，能进而影响一代人对国家的归属与认同，更能引导他们对国家历史与社会现象进行反思。这将有助于我们界定、塑造和建立所谓的“新加坡核心”；建国半个世纪，这难道不是我们目前在思索和追问的问题吗？不过，历史已然证明，一个国家的文艺政策和文学教育，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体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文艺政策如此，台湾文学在课堂上逐渐从边陲走向中心的过程亦然。马来西亚政府漠视现实，将所有以非马来文创作的作品，排除在国家文学之外，更是将国家文学这个概念政治化，可见文学同样是政治利用和操弄的工具。
因此，在新加坡商榷国家文学的定义、内涵及其范围时，必须秉持公平、包容、自由和开放的基本价值，不应有种族、语言或任何形式的歧视存在，更不能受政治的左右，以求呈现真实且全面的新加坡图景。国家文学如何被定义，将进而影响哪些作品会被收录，而哪些作品会被排除在外。故此，对于国家文学的内涵的思考与商榷过程，事实上就是对“新加坡核心”的定义过程。这项工作虽然敏感、复杂，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建立认同的必经过程。例如台湾学界对于台湾文学的辩论便从未休止。广义的台湾文学将出生或客居台湾的作家，以中文、日文（台湾曾被日本殖民）和台湾方言书写的作品都纳入其中，狭义的台湾文学则限于描写台湾，运用台湾方言，并且表现台湾人的生活与思想的作品。两者之间的差异牵涉不同的历史眼光和族群矛盾等千丝万缕的问题。新加坡国家文学该如何定义，其精神与内涵究竟是什么，确实需要我们深思熟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