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要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叫人读古文？是的，古文是任何年代，任何地方都可以读的。我们必须跳出思维框框，与其一再把华文教学“弃文化化”，把华文变成“外语”，不如思考如何从文化层面入手，让华文教学变得更有文化。
《从全球的角度思考语文教学里的文化问题》这一文章谈语文教学，带出文化命题，其中观点颇发人深省。基本上，民族的语文教育就涉及文化情感的培养，华语区华语文的教学目标，就都包括语文和文化两个部分，这两部分同等重要。这个论点虽不是很新，但其论述过程中提到古汉语的学习和文化有关，为了文化的需要而学习古汉语。“务实”地理解到必须减轻华文学习的负担，所以他提出将古汉语文章和现代的人事关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思考，如把两千多年前李斯的《谏逐客书》结合现代所讨论的“外来人才”课题来谈。其实要把古汉语文章结合现代的人与事，情境和语境来谈的话，唐宋的散文里有的是发掘不完的教案宝藏，尤其是八大家散文的名篇都有佳句传世，可让学生从佳句切入，寻找到切合今日的情况。八大家写一山、一水、一庙、一亭，写送别、写祭文、写墓志铭，都是那样情理俱在，逻辑严密。
人们笔下常引用的名篇佳句，如：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出自韩愈《马说》）；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出自韩愈《师说》；
“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韩愈《子产不毁乡校颂》）；
“蝇营狗苟，驱去复还”（韩愈《送穷文》）；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醉翁亭记》）等等，每篇传颂千古的唐宋名篇散文中都为
我们留下隽言佳句，成为了典故成语，丰富了后世人的词汇，我们今天碰到不同课题，如我们讨论用人唯贤、听取民意；在不同情境，如抒发心情，评点人物，只要常阅读的话，不怕找不到恰到好处的佳句可以引用套用，而这些古人化为文字的智慧灵光，即使我们经常信手拈来，或是经常看到，也可能是不知其出处罢了，因为这些已经内化到一个语文的文化底蕴里。
最近在交流站上先有读者说政治人物应该会讲话，必须有演讲的本领，后有读者说政治人物不一定要很会讲话，会做事就行，这也让人联想到“为政不在多言”这句话。这样的讨论并非新鲜，论点都有一定道理。我近日翻阅唐宋散文，读到欧阳修的《送徐无党南归序》，谈立德、立事、立言，又有一番体会。徐无党是欧阳修的学生，很有才华，参加礼部考试名列前茅，名声大噪，欧阳修见小徐意气风发，并开始尾巴翘了起来，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便想给他泼点冷水，于是便借送别的文章给他说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向他分析了一个人之所以称得上圣贤，是有其先后轻重的做人原则。他说，圣贤要做到“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存不朽是很不容易的。在他看来，能够修身，是无所不获，但能做事，却有得有失，而说过的话不一定能够留下文字记录。他从读古书的经验中发现了一条规律，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立说者，文章有多有少，“散亡磨灭”，通常百篇只剩一两篇。令他为古人感到悲哀的是，写文章的人虽然笔下很多华丽文字，一生精力花在写文章这件事上，但生命都像花草鸟兽一样，或迟或早都要死去。而当今的贤人都羡慕古圣贤的不朽，穷一辈子的心力在写文章上，以为这样就可以跟圣贤一样不朽，而不明白古圣贤之所以不朽，不是靠大功业，更不用说是靠写文章了。欧阳修是要向他的学生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而他自己也是“写文章的人”（喜为文辞者），所以他也以此来自我勉励。放在今天的语境下来引申，从政者的德行操守才是最重要的，德是在才干和口才之上。所以，我同意华文教学不能只是重视语言的学习，而忽略文化的成分，没有文化成分就很难向学生灌输修身的价值观。庆幸的是，新加坡教育（http://www.eistudy.com/special/sgjiaoyu/）的转型已更重视品德教育，而不是分数和竞争，这是崇高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华文教学是可以有大作为，重视古文导读，从名篇佳句入手，可以为学生开启一扇进入古人智慧心灵的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