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晚上的小印度暴乱，不只新加坡人感到吃惊，外国人同样深感意外，因此外媒也大肆报道。过去四十多年来，新加坡这个安宁的社会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对未曾经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动乱的人来说，也许一时之间还无法真正体会其严重性。相信其他国家正在密切关注新加坡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后续行动。因为，在很多地方，这是常事，但在新加坡却绝对是不寻常的。李显龙总理已要求内政部设立调查委员会，以彻查事故起因，以及各方是如何处理这起事故的。委员会也将检讨现有管理外籍劳工聚集的措施，并探讨这些措施是否足够，以及如何改善它们。种种迹象显示，暴乱在顷刻间爆发，是警方始料不及的。而且，暴民似乎专门对准了赶赴现场的警车、救护车、警方人员和民防人员。被暴民掀翻和纵火烧毁的都是警车和救护车。暴民甚至以敲破的玻璃酒瓶、砖块、石头等攻击警方人员。
暴乱的导火线，是一起死亡交通事故。一名印度客工被一辆私人巴士碾过，身体被卷在车底，民防人员应召抵达现场后，设法将他拉出，过程中聚集在现场的约400人中，有人攻击肇祸的巴士，随即触发暴乱。赶到现场的东陵警署警力采取了守势，直到镇暴警察赶来支援和控制局面。东陵警署署长在12月9日晚上的电视节目中被问及警察的反应时说，由于肇事地点车辆拥堵，镇暴车行动受阻，估计抵步时间受延缓约15分钟。据当局的文告，民防人员在设法拉出死者尸体时，暴民便丢东西攻击他们。总共有9辆民防部队的车辆遭到损毁。5辆车被烧，包括一辆救护车，3辆警车和一辆交警电单车。警方在现场逮捕了28人，其中24人已于昨天被控上法庭。40年来首见的暴乱，是一起孤立事件，但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单纯从执法的角度看问题，而必须对问题做更深层的思考。首先，可以确定的，这场暴乱涉及的是一群客工，而且是在特定的情景下发生。所谓特定的情景包括车祸、民防人员救人的过程、群体性情绪以及酒精的作用。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出事时死者喝醉酒；而出事地点周遭一带，就是来自南亚的客工周末群集、酒肆林立的地方。换言之，这不是一场因劳资纠纷或社会矛盾引发的骚乱。但攻击警员、焚烧警车的暴力行为却是令人震惊的。值得庆幸的是，没有造成更加重大的人命伤亡。
等待调查委员会提供答案，最大的疑问是，这群客工一来为什么会突然间情绪失控？二来为什么他们胆敢放火烧毁警车和消防车，甚至攻击现场警方和民防救护人员？新加坡警察的威名，客工们不可能不晓得，然而参与骚乱者为什么偏偏把矛头对准他们？看来这是连警方一时之间也大惑不解的问题。我们只能等待调查委员会提供答案。其次，这次暴乱又一次突出小印度一带的治安课题。这其实并不是个新问题，但似乎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有些读者或许还记得，1992年的时候，当时的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朱为强就曾提到客工于周末夜晚，在小印度一带聚集引起居民关注的问题。不幸的是，他的一些措辞被视为有冒犯性，以致重点失焦。20年过去了，小印度虽然不时有客工醉酒闹事，但都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一些客观情况的发展，显然指向情况有所恶化的事实。据12月9日《海峡时报》报道，近年来，那一区的国会议员和居民，都对公共场合酗酒的问题表示关注。有一名居民说，星期天他就出不了门，亲朋戚友也不愿到访，到处都是酒瓶，也散发出尿味。摩绵－加冷集选区（包括小印度）议员之一潘丽萍对该报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必须勇敢采取一个立场。她也指出，内政部过去所采取的辅导做法行不通，因为这需要时间，而客工多只是过客。此外，这一区的议员，包括担任交通部长的吕德耀也都认为，当局不应发出太多的酒肆执照，特别是靠近民居的地方。也正因此，内政部其实正在就两项拟议中的措施征求公众的意见。其一，是禁止人们在组屋底层、路边等公共场所喝酒；其二，是限制酒肆卖酒的时间。可惜，暴乱“提前”发生了。这说明，当局确实需要对问题有新的思维和不同的处置方法。
是的，数以万计的客工离乡背井来这里劳作，他们需要在周末有个去处。于是，这些年来，我们有了小印度（实龙岗一带），小泰国（美芝路一带）、小中国（芽笼一带），还有菲佣喜欢在星期天聚集的乌节路等。这也带来了新的治安问题和挑战。此外，百万客工大军在社会里流动，什么是我们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什么又是我们可控的限度，这些应该都是有必要进行全面审视的问题。事实说明，我们不能假定永远不会有大事发生。而一次突如其来的暴乱事件触发连锁反应的可能性也是不容低估的。一些网民胡言乱语甚至煽风点火行径，尤其令人心寒。今天的手机和网络时代，和199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比方，如果控制不好，谣言就很可能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迅速散播，并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这次事件再次暴露网络危险的一面，我们有必要把防范网络谣言列入心理防卫。最后，值得注意的当然是警方的应对方式。这是警方四十年来遇到的第一场真真实实的暴乱。警察的应变能力受到一次严酷的考验。有人觉得，警方过于克制，这使到在场的警员生命安全受到莫大的威胁。但事实是，警方在一个小时内控制了事态，而且也没有动用武力和枪弹。面对那种险恶万状的场面，警察能沉着应付，表现是专业的。不过，从镇暴队赶赴现场受到交通阻碍这一点来看，允许大量客工在周末聚集于小印度，并安排巴士载送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从执法的角度看，警方今后必须确保在类似人潮聚集的地方，都应备有执法人员在必要时迅速抵达和布阵的空间。一场暴乱突如其来，也很快就被平息了，但它的余波肯定还会继续在许多国人心中荡漾。它应该让我们汲取深刻的教训，所谓治安，就是国家必须具备足够的治理能力，也须有应付各种不测之变的能力。我们不能假定，安定是可以自然持续的。
不同族裔应成为社会新熔炉，一向治安良好的新加坡发生44年来首次暴乱，小印度区一名印度外劳被巴士撞死，引发群众打砸巴士和焚烧警车，受伤人员包括22名警员和12名民防队员，并有24名印度籍和两名孟加拉国人被捕。李显龙总理指暴乱是重大事件，政府会尽力追查疑犯将肇事者法办。此事使笔者想起了《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傅来兴今年8月1日在《言论》刊出的专栏文章《大熔炉 沙律碗 新熔炉》（以下简称《熔炉》）。文章回顾了不同民族在一个国家中熔合的历史和过程，总结了不同族裔相熔的不同特色，指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用新熔炉比保留各自特色、味道的“沙律碗”和带有强烈归化意味的大熔炉更有优势，提出新加坡促进民族新熔炉的好建议。此文不仅对新加坡人有意义，对香港日益制造“本土化”和“内地人”矛盾和排斥也有很大启示作用。历史巨轮驶入21世纪，政治和经济全球化已不可避免，由此促使各国不同民族相熔合已是不能抗拒的洪流。新形势产生“新熔炉”，也要求各国政府在如何处理不同族裔人民的融合作出调适。
其次，大熔炉的历史证明：唯有不同族裔的人种加入，才能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同创佳绩。新加坡是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族裔组成，立国才半个世纪，就取得骄人的政治、经济成就，证明“新熔炉”确比沙律碗、大熔炉更适合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当然，新熔炉要熔得好，烧炉手更是关键。近半个世纪，由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恰如调羹高手，把新熔炉熔得火候适中，族群和谐，屡创佳绩，功不可没。新加坡国民的融合易做，是因为大部分新加坡人得益于国家的繁荣富裕，处于“小康”生活之中而“衣食足，知荣辱”。可是，此种“橄榄形”社会若忽略了两头尖的贫富悬殊，则贫者不满无法疏导发泄将是社会的干柴，一点火星将燃起熊熊大火而不可收拾。香港应从新加坡这次的暴乱中吸取教训。香港有数十万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家务劳工，一直相安无事。但是，近日有政客借着纪念三年前马尼拉人质事件造成8名港人伤亡而挑动排外情绪；也有人以越来越政治化的态度排斥内地同胞，制造“被赤化”、“ 被规划”、“光复上水”等流言，要抵制内地同胞到港购物、旅游、移民。这种自闭症正在危害香港的生存和发展。重读《熔炉》一文，就应明白香港与内地熔合、与国际接轨不可阻挡，何况香港与新加坡一样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和经贸中心。新熔炉太重要了，人人都应有心理准备和以行动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