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会或座谈会不论大小，只要涉及贫富悬殊或提升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课题，总有演讲者或与会公众对新加坡至今仍不采纳最低工资制表示不解。在他们看来，政府已经以不同形式实行“变相的最低工资制”，包括为月入不足1900元者提供就业入息补助（WIS）；规定雇主雇用外籍员工之前必须聘请一定人数的新加坡全职员工，而这些全职员工的薪水不可少于1000元，以及为S准证和就业准证设最低收入门槛等等，这些都是确保新加坡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措施，那么何不干脆立法强制雇主提供最低工资呢？也有人认为，不实施最低工资制只是坚守新加坡为非福利国家的定位罢了。
借劳资政协作，推动渐进式薪金，政府不贸然实施最低工资制，除了贯彻工资增长应由生产力推动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坚持不生搬硬套外国模式或理论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同时加强劳资政协作这个独特优势。一些没有制定最低工资法令的欧洲国家如瑞典、芬兰、瑞士和意大利等，都由雇主组织和工会透过集体协商设定各行各业的最低工资水平，鲜少听闻当地政府也参与其中，由劳资政三方共同确保能够持续地为各领域工人提供“安全网”。新加坡的情况却不同。综观推出一年多的渐进式薪金模式，不少采纳该薪金模式的雇主是政府机构和政联公司。换言之，在实施利于工人的薪金模式时，新加坡是以政府这个全国最大的雇主来当“领头羊”。
职总合约工友及散工单位署长再纳不久前受访时坦承，与政府合作相对容易实现推高低薪工人收入的目标。比如国家发展部和陆路交通管理局是两个把停车场稽查员外包出去的主要机构，他正探讨如何与它们合作促使外包公司提高停车场稽查员的月入。事实上，劳资政这个“铁三角”曾多次“合力发功”。数年前，政府不直接修改法定退休年龄来鼓励更多人延迟退休，而是先由劳资政伙伴共同制定重新雇用年长工人的种种条件，以这些参考原则作为草案征询各方的意见，再制定更明确的指导原则，最后才推出相关法令。去年职总倡议推出渐进式薪金后，则先由职总探索在清洁业推出这个薪金模式的可能性，再由劳资政代表组成清洁工友事务小组建议新加坡清洁工人基本起薪至少为1000元，最后才由政府规定所有申请营业执照的清洁承包商，必须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
劳资政三方制定原则必要时才以法律约束，职总这回要为渐进式薪金模式取得三个突破，即提高工人的薪金顶限、确保更多公司采用渐进式薪金模式，以及按技能而不是学历擢升员工，大抵仍得走回先成立专家吓阻、再征求劳资政协作伙伴一件和合作这条路。套句职总秘书长林瑞生的话，在加强工人的“安全网”方面，不管劳资政三方的出发点有什么不同，最后都是要争取三赢：资方要赚取更高利润；政府要经济继续增长；职总则要工友工作有保障。经过劳资政三方磋商制定指导原则，必要时才以法律约束行为，外加一揽子不断优化的援助计划，例如工资补贴、就业奖励和培训津贴，新加坡才能一步步走上确保工人收入不停滞的道路。职总秘书长林瑞生说，在加强工人的“安全网”方面，不管劳资政三方的出发点有什么不同，最后都是要争取三赢：资方要赚取更高利润；政府要经济继续增长；职总则要工友工作有保障。
两年内流失数名领导人，职总是否引进新中委备受关注。全国职工总会本月29日至31日将召开普通会员代表大会，由于职总过去两年里流失了数名领导人，职总秘书长林瑞生是否会趁这届大会委任副手，职总中央委员会又是否会引进新委员备受关注。2011年大选后离开职总的前副秘书长哈莉玛和前助理秘书长杨莉明，现在已分别是国会议长和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前年底，原助理秘书长成汉通卸下领导职务，而备受看好有机会接替林瑞生担任秘书长的副秘书长王乙康也在去年11月离职。加上被普遍看好为“职总生力军”的职总工业关系署副署长朱倍庆也已在今年5月离开，职总原中委林方鸿和莫哈默·拉西（Mohd Rasi）则离开了中委这个职总最高领导和决策层，职总领导层是否会有改变受人注意。电子与电器业工友联合会原会长林方鸿因被原本任职的公司裁退，退出该工会也因此退出中委。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原会长拉西则在分会选举中败选，不得不退出中委。职总会员人数今年7月达到77万人，职工运动是新加坡独有劳资政三方协作中的重要一环，职总领导层的组合向来受各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