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治观察员蔡裕林（左起）、文化历史学者陈剑、新加坡国立大学（http://www.eistudy.com/nus/）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博士及随笔南洋文化协会会长李叶明，在“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讲座上分享看法，约有100人参加了座谈会。建国总理李光耀对新加坡发展的深远影响，成为过去一周多场研讨会的讨论课题。随笔南洋文化协会昨天举办“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华语座谈会，探讨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演变。如果以领导人的治国风格来判断，2011年分水岭大选之后，新加坡已经进入全新的后李光耀时代；不过如果从政策延续的角度考虑，新加坡的后李光耀时代还未到来。建国总理李光耀上星期度过90岁大寿。李光耀对新加坡发展的深远影响，成为过去一周多场研讨会的讨论课题。随笔南洋文化协会昨天举办“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华语座谈会，探讨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演变。有与会者认为“政治人物的寿命是政策的寿命”，只要李光耀时代推出的任人唯贤、清廉反腐等政策延续，新加坡就还未步入后李光耀时代。
学者从不同角度谈论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文化历史学者陈剑则指出，这些政策是新加坡的治理制度，只要行之有效，无论谁担任领导人，都应该延续，而判断一个人的时代是否过去，更应该看个人治理作风的变化。他认为，李光耀在推行政策时有非常强势的作风，是威权政治的典型。不过，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告别威权政治时代，对待言论和民主的态度更加开放，上届大选甚至出现总理向国民道歉的一幕，政府今年还举办全国对话会广开言论空间，这些都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亚洲研究所副所长黄坚立博士说，新加坡何时进入后李光耀时代并不容易定夺，也有很多种不同划分，各有各的长处。他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从政治人物过世后算起，不过那样的定位不一定准确，因为政治人物过世后，对国家的影响未必完全消失。除了以2011年大选为分界线，黄坚立认为，也可以从李光耀卸下总理职务算起。他说，总理的职务有非常大的权力，也是一国领袖，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当年接棒后，带领第二代领导班子管理新加坡，这也可以被视为新加坡进入后李光耀时代。
另一课题表示政府是否向“民粹”低头。另一个引起讨论的课题是，政府是否在向“民粹”低头。有与会者提出，在争取民心与无理由讨好民众之间，有着微妙区别，政府在分水岭大选后推出一系列调整政策，有“民粹”迹象。新加坡政治观察员蔡裕林却认为，新加坡面临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结构改变，不得不衡量现在的客观需要，调整过去的政策，这都是以国家利益和发展为依据，并不是因为受到民意挟持。随笔南洋文化协会会长李叶明则指出，政治新常态下，民声变得多元化，社会中不同的诉求之间可能存在矛盾，给政府带来新挑战，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应付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这个现象值得思考，也应该谨慎对待。无论是在判断政策的对错、政党或是李光耀个人的功过，黄坚立指出，要作出判断需要“时间”和“文献”两个条件。他说，在褒贬一个人或一项政策时，很难在当下作出决定，而是要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后，才能更加准确地判断。另外，新加坡很多历史信息和档案还是受到控制，无法公开，学者看不到当年的讨论资料，这成为客观判断政策对错或政治人物功过的一大挑战。蔡裕林也在座谈会上，为他的新书《新加坡刮起改革风》做推介。他关心新加坡时事，经常投稿给本报言论版。《新加坡刮起改革风》一书集结了他对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特点和新政治常态等课题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