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将就业奖励计划补贴考虑在内，新加坡本地实行幅度宽广的累进式所得税制。就业奖励计划通过拨款奖励有工作的低收入国人，这等同于一项“负所得税”。如果将这笔补贴考虑在内，本地的个人所得税率实际上跨越50个百分点，已是幅度宽广的累进式所得税制。由于低薪工人可在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下得到多达30％的补贴，等同于负30％的所得税率，再加上现有的20％最高所得税率，因此本地实际个人所得税率差距达50个百分点。议员维凯和王鼎昆（三巴旺集选区）、迪舒沙（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和潘丽萍（摩绵－加冷集选区）等在过去两天在国会上发言时，希望政府能改善累进式税务制度，让高收入国人承担更多税务，以帮助更多低收入国人。对于议员们的建议，尚达曼在国会总结财政预算案辩论时做出上述解释。他强调，真正考验财政制度的累进性，不单只是税制的高低，而是税制连同福利所发挥的作用。
新加坡的财政制度决定性考验，不在于其累进程度。尚达曼说：“我们不是纯粹为了实行累进式税制或重新分配财富而这么做。在制定和推行政策时，我们要确保这些都是能够维持经济活力和建设一个所有国人都能分享到好处的社会。财政制度的决定性考验不在于其累进程度，而是制度如何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人享有更美好的生活。”数据显示，收入最高20％的本地住户对所得税收入贡献高达80％。如果将消费税等其他税务计算在内，收入最高10％的本地住户承担超过三分之一的所有税收，收入最高20％的本地住户对税收贡献则占一半。尽管消费税本身是一项累退税（regressive tax），但如果将女佣人头税和汽车税等其他税务考虑在内，就增加本地税制的累进性。统计局数据显示，收入在首十分位（decile）组的新加坡住户分享到的福利是12％，而第二十分位组的住户分到的福利更多，达17％。从表面上面看来，第一十分位组的新加坡住户支付的税务比第二十分位组住户来得高，他们所得到的福利与好处也不及后者，这不禁让人质疑我国税制的有效性。尚达曼在解释这个“现象”时透露，在第一十分位组的住户当中，其中17％的人住在私人住宅、16％是拥车族，而10％的人聘请女佣。这是因为住户收入指的是来自工作的收入，而首十分位组的住户可能因故停止工作，或刚退休，因此他们虽不富裕，但也不一定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