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学习如同翻高山——笔记抄得肿了手，论文写得大了头
中国留学生的废寝忘食、搜肠刮肚制造论文的拼命精神被我发扬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要是我能有一分钟想家的时间，我肯定义无返顾的去买机票了，可惜我忙的连想家都给忘了。
熬过漫长的九十分钟，终于下课了，老师没有什么结束的动作和语言，夹着书，一转身就走了。
我的脑子里还闪着那些圈圈字。
坐在我旁边的猫关心地问我：“亭亭，你觉得难吗？”
我傻笑着看着猫说：“何止是难呀，我只听懂了百分之一。”我心想，就这可能还多说了呢。
“亭亭，别灰心，我也没听懂，这些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难的。”猫用她蓝蓝的眼睛看着我。
“啊！你也没听懂？”猫原本想安慰我的话，更给我雪上加霜，连新西兰人都听不懂，这课程到底有多难，我更没底了。
我冲她淡淡地笑笑，心想：“猫呀，你怎么能明白我的感受呢？再难，老师讲的好歹也是你的母语呀。”
“亭亭，刚才老师说，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在网上看她的笔记，还可以打印下来。”猫很认真地，很慢地问我：“你听见这句话了吗？”
“什么网？什么笔记？”我又是一脸茫然。
原来，和国内注重课上听讲相比，新西兰的学校注重的是课下自学。有不明白的问题，同学在网上去找老师的笔记，然后通过自己消化，来进一步提高。
猫——我的新同学，象上帝专门为我派来的使者一样，带我到了图书馆。她一边给我解释，一边在服务台帮我搞定“笔记”的问题，没一会儿的工夫，我就在电脑上有了自己的工作平台，在网上看到了“机器人”老师的笔记。
“你把钱放到这里。”猫指着一个铁箱子，“这样，这些笔记就能打印出来了。”
又要钱？我正看着这个铁家伙直发怵，猫已经在很仔细地给我演示怎么用这个东西了。
她说：“亭亭，你只要把硬币放进去就可以了，你现在试试吧。”
“我现在没有硬币呀，我以后再打印好了，我会用了，谢谢。”其实我是要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花这笔钱。
我坐在电脑前发呆，本来老师讲课就听不懂，再没有笔记，考试一定过不去，但是打印费好贵呀，又有那么多的内容，这可是笔不小的开销呢。
就在我愁眉不展的时候，海外部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包裹，是从日本寄来的。
原来是爸爸妈妈的日本朋友，一位叫永田的大伯给寄给我的，他听说我来留学，给我寄来了最好的礼物——文具和笔记本，真是雪中送炭呀。
永田大伯的礼物，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不由得使我又想起本书开头那个“老鸡崽儿”到故事。
记得我那时在国内上高中，永田大伯从日本带来一个叫中岛的叔叔，说是想到北京来留学。
别看中岛西装比挺，小头发锃亮，戴着一幅眼镜蛮有学问的样子，在后来我们家在和他相接触过程中，才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间“老鸡崽儿”。
原来中岛因家庭条件好，哥哥姐姐多，从小深受爹妈宠爱，娇生惯养，在日本大学毕业后，也没就业，一直随心所欲，在家里好吃好住好生活。
后来他爹妈去世了，兄姐都成家了，他就靠遗产生活。后来遗产也花得差不多了，他的哥哥姐姐们很着急，就把他送到中国了留学，想让他学习一些中文，有点儿特长，也希望文明朴实的中国能点燃他对生活的火焰。但为时已晚。
在北京一年时间里，中岛除了吃和睡就是上公园去玩，不愿意学习，不愿参加集体活动，不愿意和人接触，尽管永田大伯和中岛的两个姐姐不停地拜托我父母多多关照他，可是这种“老鸡崽儿”是谁也改造不了的。
最后，北京的学校让他退学了。听说他现在回到了日本，住在地铁车站的纸箱搭的房屋里。
想到文质彬彬的中岛叔叔现在的下场，真令人不寒而栗。
抱着永田大伯的一大包文具，我有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把老师的笔记抄下来。
整整一周，我课余时间，起早贪黑地来到图书馆的电脑旁，打开老师的教学笔记，疯狂地抄呀抄。抄到我的右手从手指到手腕都疼痛不已，抄到从小学生的工整的英文字体变成大学生的画圈连笔字，我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
按照会学习的人说：抄一遍等于看好几遍，可我翻看着自己抄的厚厚一本笔记，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老师的笔记中有许多缩写和简写，都是医学专业有语，当地的学生也可能看得懂这些“暗语”，可我呢？虽然有了笔记，但是许多地方也看不懂，抄了半天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只得我在字下做了红线记号，拿着笔记本，去那个“机器人”老师。
她说：“我的上帝，这都是你抄的？多漂亮的笔迹呀，多么努力的学生呀！”她的惊叹，是对我最好的回报，我的手没白疼。
由于老师笔记实在是多得可以，我的问题也就层出不穷，老是追着老师屁股后面问，使我觉得挺对不起这位老师的。我把这内疚的心情对猫说了，猫的话让我又一次感觉到了中西方教育的差距。
猫认真地对我说：“亭亭，你要知道老师的工资是从你学费里来的，你给她开工资，她就要解答你的问题，这是她的责任，你不要觉得对不起她，反而是她应该感谢你才对。”
是吗？照猫这么说，我们留学生给老师的工资比当地的学生还多呢，我多问几个问题是应该的。
猫的话一下让我开了窍：“我的责任是给她开工资，她的责任就是让我学到东西，考试得了好成绩也是应该的。我要是没及格是她没尽到责任。”
猫听了我的话，乐了：“亭亭，你终于知道我们应该怎样了。在新西兰上学，我们学生是老板，他们才是员工。”
那我就不客气啦。我象追债一样，缠着老师一个多月，终于把那“天书”一样的笔记扩展成了标准英文，又经过一个多月的熬夜，终于把这本英文笔记翻译成了我一看就能明白的中文。
工夫不负有心人哪，三个月的努力，换来第一本看得懂的课本——我自制的，它对我来说虽然不再是“天书”，但是字里行间渗透着我的心血，也算是一本“血书”吧。
留学生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宁愿去打工也不愿意上学。
因为打工虽然苦，但是是皮肉之苦，有个极限，只要肯吃苦，咬咬牙，就能坚持下去；可是学习上的苦是无限的，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你要是不会的话，打死你也不会。留学不仅要考验你的体力，还要考验你的智力和毅力。
可咱是来留学的呀，这种考验再难也要闯过去。
听课有点儿门了，但刚刚翻过一座山，还没等歇口气，又有一座更高的山在前边等着我，那就是光会听和说不行，你是大学生，你得会写——写论文！
我的这个学年真够实惠的，要学十二门课程呢。考试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有5个笔试考试、3个演讲、最要命的是有4篇论文，每篇还得2500字以上。
老师也知道论文有难度，刚开学不久，就提前把论文的题目给我们了。
拿我现在的英语水平来说，充其量也就是新西兰中学生的水平，但是我要学习相当于国内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而且还是连新西兰人都感到头疼的“医学”专业，现在又得用英文写医学论文，不但要有论点、病例，还要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
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就象掉进了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
比起在新西兰已经生活了几代的KIWI鸟们，我这只从中国扑腾来的鸭子，不提前行动是根本过不去论文这一关的。
我得“笨鸟先飞”。
按照国内我写论文的常用办法，先拟好提纲，然后就从书里连抄带扒。从国内带来的大学专业书，终于派上用场了。我这抄一段，那摘一句，只花了一天的工夫，一篇2500字的论文稿就给搞定了，当然啦，它是我用中文写的。
我念了一遍又一遍，还挺满意的，觉得自己离天才不远了。
然后，我打开电子字典，经过几天的一通乱查，我把这个中文“杰作”翻译成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英文。
我拿着这篇拼凑的论文找到了老师，眼睛一直观察着老师的表情，想象不出她会有什么样的反映。
老师看了没几行，就一脸茫然地问我：“亭亭，你写的这是什么？我什么都没看懂。对不起，我已经被你弄糊涂了。”
“唉呦！”我的脑子一下大了，虽说我有写得不太好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有料到差距会有这么大，她竟然看不懂！
老师看出了我不知所措的表情，安慰我说：“看来我们中西方的差距真的是很大呀。别急，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我坐在了老师旁边，在给我讲解论文的时候，老师为了减轻我的紧张程度，加进了好多的笑话——和外国人听相声一样，听不出其中的幽默，反而更是一头雾水。
看着老师在高兴地讲着，我却听不懂；想着我在玩儿命地写着，老师却看不懂，我那个急呀，急得头都大了。我早就听说了大多数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最头痛的就是写论文。我想起了在奥克兰已经学了半年专业课的好朋友可可的话：“你要做好要挂几门课程的准备吧。”
我听说我们这个班在是预科时，有100人左右，到了大一淘汰了一批，现在大二又因为有的专业没过刷了一些，现在只剩20来人了。这学期还得留级几个，在西方学护理可不是那么轻易通过的。
老师开了一张清单，写了一些具体的医学书籍的名称，让我找一些《参考文献》来读。
我来到了图书馆，要想在浩瀚的书海中找到如此详细的医学资料，对我来说，同大海捞针一般难，因为夹着拉丁文或是法文演变过来的医学单词，对于看惯了方块字的我来说，就象辨认双胞胎一样难。
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时间不少花，但是效率并不高。因为翻阅《参考文献》，即要参照课本，又要查字典，还要查看拉丁文，看得我眼睛一阵阵发花。直到图书馆关门，也看不了几页，还不一定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个专业和中国的差距太大了，学得太深了，如果在这样下去，在规定的日期里肯定是交不出论文了。”我真的怀疑自己了——写论文这座大山我能翻过去吗？
外面的天已经很了，昏暗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的老长老长的，我抱着一落厚厚的书，一步一步地往家挪。看着满天的星星，总有一种想大喊的冲动。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要说：“论文开头更难”。
我光写论文的开头就写了好几种形式，花了好几个晚上。最后，我选出一个自己认为还凑合的、有几百字的开头，又赶去给老师看。
这次老师有了些笑模样，说：“很好，就这样写，你已经踏出第一步了。
如果每天都能得到老师的辅导，我的进度会再快些。可惜，我们一周只有两天有这个老师的课，其他没有课的时候老师都不来。这样一来，没有老师的点播，我的论文只能“停产”。
后来我想了个好主意：我把论文发到老师的电子信箱里，请她抽时间过目，老师还看得挺认真，看后点评了一些意见，就返回到我的信箱。我抓紧改正后，又发给老师……。
就这样，我这“难产”的论文象个大皮球，在我和老师之间踢来踢去，越踢越鼓，越来越圆……
这期间，我有多少次夜里二、三点才钻进被窝，有多少次凌晨五点就挣扎着爬起床；有多少次望着窗外的大海发呆，又有多少次冲着初升的太阳发誓……
中国留学生的废寝忘食、搜肠刮肚制造论文的拼命精神被我发扬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要是我能有一分钟想家的时间，我肯定义无返顾的去买机票了，可惜我忙的连想家都给忘了。
任何事物是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的，我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终于，当又一屡柔柔的红光从窗户外面的海面上射过来时，这个被我咒骂了无数遍的，撕了一张又一张稿纸的倒霉论文，随着地球的又一圈自转终于“诞生”了。
哎，整整六个星期的早起晚归，披星戴月，我都快忘了自己长什么样了，照照镜子，好象我都变老了。这六周的生活好象我重生了一回似的。
按照学校老师的要求：“论文不要求广度，要强调其深度”的宗旨，我认为我的这篇有关“输液”的论文可够深的，前后修改了10遍，参考文献22篇！不是我自夸，这回呀，我真的把“输液”这个事给左右开攻、掰开揉碎、理论透彻了，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喽。
出论文成绩的那天，老师笑咪咪地对我说：“你是第一个开始写论文的，是最后一个交的，你的成绩对的起你的付出。”
我现在能很自豪的告诉我的父老乡亲——我的第一篇论文，花了我大半“真气”的论文得了“A”。
YES！
在新西兰福利院打工有感（1）——幸福得淤出来的残疾孩子
车在一个白房子前停下。这是一座普通的住宅，和路边的任何一个人家的房子一样，有花园，有车库。过路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可是它很不一般，它就是残疾人福利院——我打工的地方。
都说打工是留学生的谋生之路，可是我们新的一代留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并没有这种紧迫感。
我和我周围的留学生大都带着父母的千叮万嘱：“不要打工，好好学习，缺钱家里给，别累坏了身体。”
“缺钱家里给。”说得轻松，其实除了贪官和大款，哪一个爹妈在国内不是勒紧裤带咬紧牙，再艰苦也不愿意苦着在国外的孩子呀！
人心是肉长的，在国外的孩子们也不是二百五，知道省吃减用.反正我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都以打工来减轻家里的负担，从情理上和自尊心上都自觉地走上了打工之路，打工成了我们留学生活的重要部分。
寒假的那次不成功的找工经历让我彻底死了心，一心只想读好功课。
可是开学不久，我就发现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有工作，而且多数都和护理有关。同学们非常乐意帮助我，所以“搞活经济”的念头又象小虫子一样爬出来了。我拜托我的同学帮我找工作。
马上，班上的一位大叔级年龄的同学给我介绍了一家养老院，我赶快拿着简历跟他去了。但是到了那里，我就意识到我打不了这个工，因为这家养老院太远了，在那里打工的同学都是开车去的，走路去是来不及的。
当天晚上，一个叫粒子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亭亭，明天我想带你去我工作的地方，我想他们会喜欢你的。”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第一次交流，也许这就是缘分，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多，从那以后，我和她成了很“铁”的朋友。
粒子打工的单位是一家省立的残疾院。这个残疾院原来是市医院的一个科，但是，由于住在这个科的病人都是患有先天疾病的病人，相对来讲病情比较稳定，所以国家决定把这个科从医院分出去，成立为单独的福利机构。
这个残疾院的名字很有特色，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意思，从中就能看出这家机构及为注重团队精神。
在新西兰，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为缺专业人员，所以也招临时工，但是对兼职学生工作条件很苛刻：必须是在医学院学习的、高年级的学生，或者有过长期的护理经验的人。
这个工作，对留学生来说简直就是“非我莫属”。因为全学校，也可以说在全市，只有我一个留学生是高年级的医学学生。
但是我知道新西兰对护理人员的要求非常高，而且是护理情况比较复杂的病人，我是留学生，他们会要我吗？
我把自己全新包装了一下，拿出我在国内的学历、成绩单和英语成绩，还有在北京医院的实习证明，就连我获得奖学金的证书我也准备好了。第二天，我胸有成竹地随同粒子来到福利院。
没想到面试得心应手。对于我的简历，院长的眼睛直放光：“你学习过中药！懂得中医？还会针灸！这么年轻，就学了这么多的东西，真是太不可思意了！
一连串的惊讶声使我有些不好意思。还没等我回答完院长的所有提问，她已经在一边让人安排我的培训时间了。
我人生的第一次打工生涯开始了，而且是在异国他乡的新西兰。
说起我的打工生涯，我有些惭愧和遗憾，又有无限的幸运感。
说到惭愧，是因为我没有象许多听到或看到的留学生那种疲惫不堪的、忍气吞声的、甚至是悲壮的打工经历；
说到遗憾，是因为我本想有这样一种体会——吃点儿苦，遭些罪，受点压迫和剥削，然后反抗一下，这多么值得载入史册。
说到幸运，是因为我现在打的这份工的确只有用“幸运”二字来形容。这要从新西兰无比优越的社会福利说起。
我想，就是移民到新西兰多年的人，如果不亲自来新西兰的福利机构打工，也是不会想到新西兰的社会福利好到什么程度的。
我在的打工机构分为四个“家”——男孩子家，女孩子家，幼儿园和活动中心。当然这些名字是我按照每个地方的不同特点给起的。不管是在这个机构的哪个家，我们的具体工作就是照顾这些智力和身体有残疾的孩子。
我被安排在男孩子家工作。他们都是高度残疾，一切生活都需要别人的帮忙。
车在一个白房子前停下。这是一座普通的住宅，和路边的任何一个人家的房子一样，有花园，有车库。过路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可是它很不一般，它就是残疾人疗养院——是我打工的地方。
我跟着总院长走了进去，迎面的大客厅和我现在租住的房子客厅大小差不多，中间铺着灰地白花的地毯，踩上去软软的。和普通人家一样，厅里有电视，沙发，壁炉，餐桌，甚至还有电脑。
正在我四处张望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间屋子传来：“翰斯，快换游泳衣，我们该走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士，穿着游泳衣来到大厅，总院长向我介绍，她是这家的院长，正要带一个男孩子去游泳。
“游泳？这些男孩子不都是高度残疾吗？怎么能游泳？”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突然感到有个什么热乎乎的东西贴我很近，紧接着一个很怪的声音从我脑后传来：“你好，我叫翰斯。”
我扭过头看到了一副很可怕的脸：蓝颜色的眼睛，一个是斗鸡眼，一个是分眼，呲出来的大黄牙，长歪的鼻子按在同样歪的大长脸上，一说话，脖子还一伸一伸的……我下意识地一把拉住了总院长。
没想到，总院长却上一步前去，和那个大“怪物”又亲又抱的：“我亲爱的翰斯，你最近好吗？她是家里的客人，要有礼貌，不要离人太近，你把这位小姐给吓到了。”总院长对他说。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叫翰斯，欢迎你到我们家来。”那个大“怪物”恭恭敬敬地向我道歉。
还没等我反映，突然又听到一个好象是从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欢迎你到我家来，我是拉克。你叫什么名字？”似的的轮椅上向我开过来。
男孩子家的院长象我解释说：“他叫拉克，不会说话，但是会拼写，他用这个能说话的拼写板，能象正常人一样说话。要不然，他会很孤独的。”
原来那个机器人的声音是从他那发出来的。我正在琢磨这个先进的轮椅怎么说话的时候，突然一双大手从后面紧紧地搂住了我，一下子我的脚离地了。
总院长和男孩子家的院长一边赶紧帮我下来，一边向我后面的那个男孩做手势，我已经猜到了是那个只能看手语的舒恩。
别看他们有这么多的毛病，可能和他们从小喝牛奶的缘故，或者和基因有关系，也可能和地心引力的关系，他们都是1.7米以上的个子。没想到这三个高度残疾的孩子给我的开场白是如此的特别。
按照留学生每周可以打工15小时的规定，我每周有三个下午去打工。一放学，我就骑上同学借给我的自行车，穿过弯弯曲曲的道路，来到男孩子家。
院长给我排了班，发给我一张非常具体的工作时间明细表，从现在到年底，每天24小时，大家轮流值班的时间都详细地写在表上。
我高兴地打电话把我打工的消息告诉了语言学校的好友麦子。
“你说想吃什么吧？我请客。”
没想到，麦子的话让我的心情又晴转多云了，她说：“那我可要祝贺你了，不过我得提醒你，这工可不是瞎打的，签证上得写着‘允许’才行，要不然你可就违法啦。”
“啊？写着什么？”我赶紧打开我的护照，“哪儿写着呀？”
麦子说她的护照上用蓝色盖着一排字“圣诞节期间可以打工。”可我的护照上什么字都没有呀。
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法律很严格，非法打工被发现的话，会遣送回国的。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好容易找到了工作，却没有打工许可，这节外生枝的事怎么又让我遇到了？
一定是签证官马虎大意，忘记盖章了。这里的某些人的拖拉和马虎我是
领教过的。不过这难不倒我，“事在人为”已经成了我在这做事的座右铭。
我立刻拨通了移民局的电话，要了允许打工的申请表。这回我碰见了一个麻利的官员，她立刻就传真过来了。
在表的打工理由那一栏上，我写道：“我的学习实践需要这个工作，我的留
学生活需要这个工作，我的专业很适合这个工作，那几个残疾孩子需要我来做这个工作……。”
那个移民局的女士准是被我的理由给感动了，寄出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
新的签证，而且夹了封移民局给我的特别批准信，上面写着：“所有的假期都可以打工。”
就这样，我争取到了留学生中最多的合法打工时间，带着这些时间，我走进这个幸福的男孩子家。接下来的日子是对我的培训，从此我开始了许多留学生涉及不到的工作。
这几个孩子虽然有残疾，但是并不把他们当作病人，凡是他们能自己做的事，都尽量让他们去做，我们只是陪伴、照顾他们而已。说他们是孩子，实际年纪不小了。
老大——拉克，毛利人，19岁，高度残疾，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智力只有10岁水平。但他和当地别的同龄男孩没有区别，爱听摇滚，爱穿时髦的衣服，而且专门爱看漂亮的女孩子。为了满足他这一“爱好”，工作人员把他的房间贴满了美人照，就连顶棚上也是。
“这样他躺着的时候也能看的到了。”我的同事一边贴一边自言自语。
有一次，同事和我带拉克去超市买东西，我的同事把坐在轮椅上的拉克放在了人头流动的街边，然后悄悄地躲在一个拉克看不到的地方，对我说：“看吧，拉克要开始忙了。”
我不明白拉克要忙什么，我的同事很神秘地告诉我：“拉克喜欢对街上的漂亮美眉抛媚眼。”
她诡秘地对我笑笑。没一会儿，一个身穿“比基尼”的女孩从拉克身边走过，就看拉克的大眼睛和眉毛不停地向上一挑一挑的，忙个不停。
17岁的翰斯，是这个家的老二。虽然也能走路，但是右半边身子是要用甲板固定，弱视，脑积水，智力也就是五岁孩子的水平。他是一个很“绅士”的男孩。
我工作的一项是陪他散步，来锻炼他仅存不多的肌肉。每次我们散步回家都是他给我开院子的门，然后很绅士地说：“女士优先。”时刻想显出他“男子汉”的风度，来“照顾”我这个“女士”。
这时，我都会装出很嗲的声音说“谢谢。”
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很高兴地说：“乐意为您效劳。”
老三16岁，叫舒恩，就是那个从身后抱我的。他高度弱智，弱视，也听不见声音，只能识别一些手语。他体格壮得象头牛，又高又大，但是他的智力也就是三岁儿童左右。他只对两件事着迷——吃和睡。
由于他的体重过重，我们对他护理计划的一项就是减肥。所以从周一到周五都没让他闲过，游泳、打棒球、散步……。
这还不够，细心地院长还煞费苦心，给他找了个临时工作——去给一家公司擦玻璃！
当然，每次都是我们员工开车陪他去，然后在一边充当“监工”的角色，他擦得很卖力，得到那家公司的好评。
最小的老四也15岁了，他平时在自己家，只有周末才来这里。
他由于骨头有病，所以发育的很小，是四个男孩中我唯一能抱得起来的。他的父母是基督徒，当然他跟着也是了。所以希望他在我们这家福利院的时候也能去教堂。
所以每到周日，粒子都会带着老四去教堂做礼拜，虽然他听不到，看不到，也说不了，但是拿我们院长说的一句话最好解释：“我们尊重他父母的意愿，也尊重他的信仰。”
男孩的家庭我算了一下，共有10来个人轮班为他们服务，其中有象我这样parttime的学生，也有每天都来的正式职工，有几个人都是注册护士，每个班都有2——3人。陪他们学习、玩耍、生活，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借了不少光。
大家经常一起带着男孩子们去郊游，游泳、散步、逛商店、吃麦当劳、野餐或者给他们开生日宴会……当然啦，花费都是公司报销。
翰斯爱游泳，大家就经常带他去游泳；
舒恩比较爱美，苏就三天两头地领他去理发馆；
他们都走了，我就陪着拉克说话。有现代化的设备的辅助，拉克不但会说话，而且非常健谈。
他特别爱和我聊天，那套设备真是很先进，你看，拉克用手按一下机器就说出来一句标准的英语来，要说什么都行。它使得拉克变得滔滔不绝，我也就不得不和电脑加人脑聊天，这对我的语言学习有很大帮助。
这个家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残疾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吃。我们中有一位真正的西餐大厨师，她四十多岁了，干餐饮嫌太累，就加入了护理的行业。她做得菜好吃极了，正宗地道；她还会做点心，饼干，连吃的水果糖她都爱自己动手做，那叫一个好吃，哪都买不到。
一般我都是下午放学去打工，偶尔干过几个早班，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锻炼。
别看这些孩子脑子都有毛病，但是他们也象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而且他们上学也都是义务教育，国家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
每天早上，我们要为他们做许多事，就象我在国内时我妈给我做的一样：做早饭，叫他们起床，还要给他们穿上校服。再拿出我妈催我的口气，对他们说：“拉克，快点洗脸，刷牙，要洗干净，否则重洗。”
“翰斯，床铺整理好了吗？”
“舒恩，早上你想吃什么？”
“来，先把药吃了。”
等他们全都准备好了，接他们去上学的出租车已经等在门口了。他们每个人走的时候都会过来和我拥抱一下，我也都要说一句：“好好听话。”
然后，“家”里一下清净了。
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真挺了不起的，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就给他们当“妈”，还当的不错呢。
这时候我就觉得：我欠我妈妈的太多了，是这一辈子都还不清的。
因为头一个月我是在培训阶段，所以无论什么工作都是别人做，我只是搭
把手而已。
但是只有一个工作是我可以自己做的，而且特别有意思。
那就是每天傍晚，我端着孩子们和我们工作人员吃剩的饭菜，从后门出去，
来到房后的草地上。这时仰天望去，呼啦啦，从海边会准时飞来几只巨大的、不知名的海鸟，在空中盘旋着，我把东西往草地上一扔，就玩命往回跑，否则就会被大鸟啄一口。
这么好玩、刺激的活儿，哪儿叫打工呀？
还有更好玩的呢。那就是带翰斯去游泳。那天粒子开车，我和翰斯坐在后
边。翰斯一上车就知道是去游泳，而且这次不是跟院长而是换成我和粒子2个大姐姐，他兴奋得屁颠屁颠的。
到了游泳馆，翰斯换了个人似的，哪象个智力有毛病的孩子呀？穿游泳衣
比我们还快，三下两下就蹦进水里。弄得我直紧张，生怕他有什么闪失。其实我是多余的，我发现游泳池边上有七八个救护人员，就看着我们三个人在偌大的温泉似的游泳池里游来游去。
粒子告诉我，这是为残疾人专门设计的游泳馆，一般人是不能进来的，而且费用很贵的，游一次泳的花费是正常人游泳池的三倍。
别看翰斯常来，还是不会游泳，只是在齐腰的水中泡着，高兴地拍打着水面。
看着这个幸福的傻孩子周围水花四溅，我心想，他真是幸福得都淤出来了！
能在这样的福利机构打工，我心中也充满幸福洋溢之感。
在新西兰福利院打工有感（2）——爱心都淤出来的医护人员
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夜班，院长更加相信我是个很能干的人——连抽风都给控制住了。从此，她就把我给彻底从男孩子家要过来了，我开始了新的打工环境。
干了2个月，我自认为长能耐了，主要是男孩子家那种比较轻松的工作、愉快的气氛、友爱的环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错的收入，给了我新的奋斗目标。我向老板请求再加些工时。
老板说：“ok！你到女孩子家去吧，那里很需要人的。”
我暗暗高兴，女孩子家更好，说心里话，给男孩子洗澡我一直是很别扭的。
女孩子家的确很缺人手，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是青黄不接。我去的第一天就被安排值夜班，而且就我一个人。
那个夜晚可以说是我新西兰后最最惊心动魄的一晚。我想可能是真有上帝派人来考验我，让我一夜之间，受了不少惊吓也长了许多能耐。
这种考验对于一些成熟老练的人来说，可能啥事也没有，可是对于天生胆小，又有些神经过敏的我来说，的确有难度。
院长是一位慈祥的奶奶级人物，据说年轻时是我们省医院的护士长。她说：“我早听说你非常能干，我们真是太需要你这样的人了。”
姜还是老的辣，这么会捧人，上来先夸一通，你不认真干都觉得对不起人家。但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来，我带你看看咱们的宝贝儿们。她们很可爱，你一定会喜欢她们。”
我跟着她进了离大厅最近的一间屋子，屋里拉着窗帘，跟院长走到床边，光线很暗，看不太清她的模样，只见一张奇长无比的大黑脸，拧巴的五官，贴在脸上，好象一张烤糊了的大饼上面的糊嘎巴儿似的。吓得我“啊！”地扭过了头，再也不敢看她。院长并不在意我的反映，退出来，轻轻关上门，说：“她对声音特别灵。”看得出她对这个宝贝的听力很赞赏，“我们不要打搅她。”
“好的，知道了……”我声音颤抖，心说：我才不想打扰她呢，让她做梦去吧。
走进第二间屋子时，有了刚才的经验，我多少有了些心理准备，并嘱咐自己千万忍着点儿，不管她长什么吓人样，都别叫出声。
可是刚一进去，就听见一声嚎叫，而且声音又尖又劈又刺耳，吓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的腿都软了，根本不能往前走半步了。院长还是不在乎我的反映，这个宝贝正坐在钢琴旁边，院长摸着她的脑袋，告我：“玛丽不喜欢热闹，但是她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经常让她在房间一个人弹钢琴。”说着，这个宝贝就给演示了几下“噪音”。让我领教了她的音乐“天赋”。
这位小姐到是长得我能忍受，她盯着我，眼神有点恐惧，伸出她的手来够我。为了显示我对这位小姐的“喜爱”，我赶忙把手递给她，没想到她的指甲狠狠地扣到我的手背，我又大叫了一声，院长赶忙帮我拉开。
这下惹火了这位小姐，她又尖叫起来，还不停地狠狠地咬自己的手指，我站在一旁捂着手，真疼。
我们又走进第三间屋子。
进第三间屋子前我已经两拳是汗，我犹豫着：进，还是不进？不进，今晚也不敢回家了，进，今晚就别想睡觉了……。
正在门里门外之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院长竟然把第三个宝贝推了出来了，走廊很亮，还没看见什么，吓得我心里开始呼唤我妈。
我知道这里和男孩子家一样，是成人残疾院，她们的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但是院长用轮椅推出来的小姐怎么这么一小点儿？
“可怜的孩子，她的全身都已经萎缩了，越长越小。”院长心疼地说。
院长用手摸着那个女孩的头，我顺着她的手看见了一个小尖脸。这回我没被惊着，因为这副面孔我见过，她使我立即想起了电影《外星人》中的那个什么ED。这个小姐到是友善，见到我就笑，但是一笑不要紧，大嘴张的能看到喉咙眼，年纪轻轻却没几颗牙，残存的牙多半还都是补的大黑洞。
“妈妈呀，”我心里对我妈说：“您要是在这里，准会吓坏的！但是别担心，我才不怕呢，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知道象医院病房交接班那样，再有一个房间这个可怕的“旅行”就可以结束了。最后一个房间的女孩的确没什么让我吃惊的，她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一动不动地平躺在象桌子那么高的床上，头向一侧歪着，半睁半闭着眼，头有正常人两倍长，我估磨着约40公分吧。
我为了弥补自己刚才表现出的失态，假装勇敢地走到她跟前，又假装关心地问：“她睡得这么高的床，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院长的回答把刚有些稳住神的我又吓了一跳，她说：“放心吧，她掉不下来，她没有意识，一动也不动。”
“什么？她是植物人！”我一下叫了出来，把院长也吓了一大跳。
终于全看完了我的保护对象，我定了神，跟院长回到大厅。
院长向我介绍说：“这里的女孩子比那边的男孩子们乖，都是从小就患了脑瘫，而且是重残，也都不能行动。”但是又强调了一句：“他们有他们的感情，有思想的，一点儿都不苯。”
脑瘫的人不苯，我这还是头一次听说。
我这才想到怪不得男孩子家那么多人护理，而这边却没人呢。
“她们真的非常可爱，我们都很喜欢她们，你也会的……。”
院长奶奶，您真是这些孩子的保护神呀。
护理她们这些小姐当然要比那些“臭小子们”累了，但是目的是一样的——让她们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干净漂亮。
有了点在男孩子家的经验，院长觉得我已经很会做了，没多嘱咐，说了声：“早点睡，做个好梦。”就离开了。
院长一走我就心里就炸锅了，只剩下一个字“怕”。
院长奶奶怎么可以留下我一个人呢？您的爱心哪去了？难道我不需要关心和爱护？
外面的风很大，我想这和中国的寒风是相反的，南风把房子都吹得直响，尽管窗户都关好了，窗帘还是在屋子里飘舞起来，巨大的影子映在墙上张牙舞爪的，伴随着那个女孩的怪叫声，那叫一个渗人！
“咔嚓！”一个暴雷在屋顶炸开了！新西兰，就是这样的变脸般的天气。
“妈呀！”我叫着不知道往哪儿躲，就地蹲下了。从小我就特怕打雷，记得在北京的家里一听见雷声，我就六神无主，东奔西跑的，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拿我妈的话来形容：“整个一鼠蹿”。
不过怕归怕，我已经能很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了，在国内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呵护的余亭亭小姐早就不存在了——她，现在是一个肩负着四个人的生命安全的责任人了。
时钟指向夜里11点整，该给那个“植物小姐”服药了。所谓服药，虽说是口服，但是由于她不会吞咽，我必须用一个很长很粗的注射器把药直接推到食道去。这个虽然没干过，但在这个接骨眼上，也只能赶鸭子上架了。我拿着药走进她的房间，伸手开了灯，眼前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
我的天呀！
被院长形容一动也不会动的植物人小姐，此时此刻，剧烈的动弹着比正常人还欢，而且还停不下来了！
从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立即给我的大脑发出信号：“她抽风了！”
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回看见抽风的，还是在国外，面对一个植物人！
怎么办？！
我懵了……
过了片刻，我飞跑到大厅抓起电话，迅速地按着电话键。也不知是惯性还是天性，我的手指头拨的不是院长留下的电话号码，而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国北京家中，打给了我妈。
“妈妈，快，她抽风了！她抽风了！怎么办呀？”
妈妈并不知道我今天第一天去新的地方打工，但是我相信她感受到了我面临的一切，对我现在的处境妈妈根本没问，就托口而出：“快掐人中！”
对！掐人中。
我没和妈妈多说半句话，放下电话，冲回那个房间。她象个力气不足的马达似的，还在不停地哆嗦着。
我也顾不得害怕她那瞪眼，噘嘴、吐白沫的紫茄子般的长脸了，定了一下神，攥紧拳头，用大拇指，在她比正常人距离大得多的鼻子和嘴之间某一点，一闭眼，使劲儿地压下去，老半天也不敢松开……
N秒钟后，我的手都压不动了，她的腿也不动了，中国的老方法还真管用了。
我又赶快跑到大厅给院长打电话，告诉了刚才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院长说得很平静地说：噢，没关系，她经常这样的，给她塞点药就行了，你放心睡吧。”
啊？原来就有这毛病，我还以为是那个大雷给她劈醒了呢。
第一天值夜班就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我怎么可能睡的着呢？一闭眼，脑子里全是那些怪脸蛋儿，还有那两根哆嗦的腿，我想起了中国古文讲话——魑魅魍魉。
躺在值班室的床上，我想家。
特别想在家里的时候，我有时不在自己的小屋睡，而是赖在妈妈身边，真幸福啊，睡得好香啊。可现在，反差太大了，天壤之别呀，我干吗来南半球的这个鬼地方受这个罪呢？
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夜班，院长更加相信我是个很能干的人——连抽风都给控制住了。从此，她就把我给彻底从男孩子家要过来了，我开始了新的打工环境。
说真的，我还是很留恋男孩子家的，现在想起来，比起眼前这几个女孩，那些男孩子们可称得上是美男子了。
可是女孩子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死气沉沉，她们又傻又瘫，只能躺在床上，虽然说用不着更多的人照顾，但是少了欢乐的气氛，出去玩什么的一概省了，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说话也免了，唯一的“语言交流”就是号啕大叫。冰箱里除了半成品，没有什么现成的吃的。
她们中有的只能吃各种食物挤出的汁液，做什么她们都吃不出好来，所以只要营养跟得上，做熟就行。就我这样的水平，在女孩子家也能在短时间内做出他们的午餐。
不过，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自己搞些乐趣。有一天我来接班，发现大饼脸女孩的头发变成了金黄色，象假发一样，大波浪的卷发象个帽子扣在大怪脸上，我的同事的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她亲手染的，很欣赏地看着说：“我觉得她的头发非常适合这个颜色。”
这是啥审美观呀，光看头发，不看那张脸！本来就大的头又大了一圈，更吓人了。
我渐渐发现，这些幸福的傻小姐们从头到脚，都有工作人员的杰作。不论是她们的手指甲还是脚趾甲都泛着靓丽的指甲油；在这些女孩子的房间摆放的化妆品，比我的高级得多，工作人员在给她们梳洗完毕后，会耐心地为她们连喷带抹；工作人员还会给她们买目前最流行的CD给她们听，让她们也和正常的年轻人一样时髦。
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时，回答是一致的：“她们是女孩子呀。”
我的同事会尽他们所能，让女孩子家的小姐们是个“正常人”。这个“观念“渗透在每一个小事里。
有一天，我发现那个老爱尖叫的女孩玛利床头有一个傻忽忽的男孩照片，他手里还拿着一把红玫瑰，照片镶在一个精美的镜框了里。我问老板这个男孩子是谁，老板的回答让我不知该有什么样的反映算是正常。
“噢，他是玛利的前男朋友。”这个所谓的前男朋友是我们公司另一家的“住户”。
“前男朋友？”
“对，玛利原来很喜欢他，看到他就不叫了，可是现在不喜欢了，见到他比任何时候叫的都厉害。”
我还没想出来该怎么问老板下一个问题，老板却很得意的告我：“玛利把他给甩了。”好象在炫耀——瞧，我们家闺女眼光多高。
“甩了？”我一脸的莫名其妙。
“她现在又喜欢上另外一个了。”老板接着说，“不过那个男孩子好象对玛利没意思，所以现在玛利比较郁闷。”
她郁闷？老板的回答和玛利的表现才叫我郁闷呢。
也别光说这些香喷喷的美事儿了，护理残疾人，哪有不脏不臭的？
她们虽然肢体残疾，不能自理，但是消化系统都挺健康，能吃能喝的，当然也能拉了。他们大小便象婴儿似的，用成人尿不湿垫着。每当彻换的时候，我就全副武装，象在国内抗非典时的护士一样。
看吧，我2层大口罩捂着，厚胶皮手套戴着，还得大开窗户，如果不是为了看清楚，我恐怕连眼镜也要带了，因为在尿布里捂过的排泄物一打开，熏得我眼睛直流眼泪。即便是这样，那臭气熏天的恶心劲儿还是过不去。
我知道，许多工作都要经过从不适应到慢慢适应，再从慢慢适应到喜爱，这样一个必然过程的。但是在换尿布这事上，我想永远没有谁会过渡到喜爱的，永远要做心理上的自我挑战，自我克服，去接受考验。
还有天天给他们洗澡，也要消耗不少体力和精力。又是脱衣服又是抱的，每次给她们洗完澡穿戴好后，我都累得直喘，浑身是汗。恨不得马上去洗个痛快澡。不过，我也会苦中作乐往好了想：这样一来，我即长了体力又能减肥，挺值的。
有几个大妈级的工作人员，不仅关心着那些傻女孩，对我这个不傻的女孩也是关心倍致。每到换尿布时，我就默念父母教诲：考验我的时候到了，要脏活累活往前冲。
但是大妈们对我说：“去，女孩子到一边去，你怎么能干这个？”谁也不愿干脏活，但是看她们一片诚恳，我还是乖乖退下了。
院长说：“亲爱的，来吧，这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接到任务后，我又是感慨万分——暑假将至，老板想带这四个女孩去旅游！
对我这样少见多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谈。她们智力和肢体都是重残，还旅什么游哇？
但是，旅游计划在认真地落实着，已经定了：2个稍微强点的女孩由2个工作人员陪同去澳大利亚旅游，那个植物人小姐和爱尖叫的玛利小姐由我和另一个人陪同在新西兰国内旅游。
院长要求我在新西兰任选一个适合2小姐身体状况的地方，并写出一个具体方案和预算，包括：路费、住宿费、旅游费及治疗目的。
这么好的玩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经过我几天的向熟人打听、查阅地图和电话联系，我把目标锁定在新西兰有名的温泉疗养地——ROTOURA，当然选这个地方也有我私人的目的，这可是毛利聚集地，对于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人”来讲，这个地方可以让我大开眼界的。
我提交了详细的旅游报告，热切的期盼着待我放暑假后出发日的到来。
其实，女孩子家对我来说有求之不得的环境氛围，那就是安静。
第一天的夜班的确是太巧了，让我赶上了许多戏剧性的场面，其实大多数夜班都没什么事，或者是我已经适应了。而且院长怕我晚上寂寞，允许我把电脑带来，即能学习，又能和北京的亲人见面，还能上网和同学聊天……当然，我一刻也没忘记值班的职责。
就这样，女孩子家的打工生活中，我的一些专业课的论文和这些留学感受都是伴着那几个残疾女孩的美梦，通宵达旦地在电脑前完成的，在无比的辛苦中有我无限的感慨。
如果用前面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些残疾人真是幸福得都淤出来了，那么现在我还要说：为这些残疾人服务的人们，爱心更是淤出来了。<未完>
作者：余亭亭
2004年6月于新西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