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新加坡报纸刊登的两篇文章《丢失文化 国家堪忧》和《弃母语无法产出新文化》，我有如下反应。我出生于1979年，属于华文华语能力不强的那一代新加坡华人。家父原籍潮州，在英校就读。他的华语能力有限，因此双语能力仅限于英语和潮州话。我自认英语是我的母语，因为那是我唯一能流利使用的语言。虽然我在孩童时期讲潮州话，我的父母却在我5岁时改用英语和我沟通。因此，我再也无法讲流利的潮州话，也只能听懂一些。潮州话原本有可能成为我窥探中华文化的窗口，因为它代表了我的历史传承，足以让我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产生更大的兴趣。
单语青年看双语政策。华语对我和我的家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外来语。因此，形容华语是我的母语是错误的。它对我而言并非是个“活生生”的语言，我从来不对它产生任何亲切感，因为在课室以外，我从来不使用它。它只是学校课程里另一科让人生畏的科目。在我所属的一整代讲英语的成人当中，这个感觉是普遍且典型的。如果讲英语的新加坡华人对讲华语不感兴趣，是因为华语本来就不是我们土生的语言。我们在学校被填鸭式地教导。我的华语能力在最近有所改进，是因为作为客工权利倡导者，我必须同许多中国客工打交道。由于工作需要，我开始对华语产生兴趣，但要流利使用，仍然相当困难。我相信个人的文化背景，在决定个人身份认同时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别忘记，政府不鼓励方言的使用而提倡华语的政策，在造成讲英语的新加坡人对中华文化兴趣日缺所发挥的作用。一整代人因此失落。亡羊补牢，需要更有包容性的文化及语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