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至今为止，新加坡成功地提升了其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稍微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与此同时也建立了金融服务中心、国际物流交通枢纽及旅游业和教育中心。这些中心蓬勃发展，并日趋完善，如果没有它们的存在，我们将没有这几十年来财政预算盈余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所积累的财富。自2009年以来，GIC平均每年从投资收入中通过特殊转移支付75.2亿元的津贴，其额度是2009年以前的两倍以上。投资收入将重新分配给贫困和弱势群体，以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以及支持预算超过1000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补贴至2030年的预计组屋需求。更多有工作的新加坡人将受益。
兼职工人制度应规范化。政府说了很多，也做了很多尝试来吸引更多的妇女和年长国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虽然在可提供的工作机会和工人的期望之间存在不匹配的地方，这些都还是一些良好的倡议。我们想要提出一条使新加坡的兼职工人制度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来提高他们的薪金，以达到与他们的生产效率相称的水平，并促使兼职工人进一步提高效率和实现工作表现的稳定性，从而减轻对数量快速增多的外来蓝领工人的依赖性。这种规范化的新加坡籍兼职员工制度，也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和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如就业入息补助计划原则上与每月生活工资绑在一起一样，我们建议实行一项与每小时薪金挂钩的就业入息补助计划，即政府为由劳动力发展局所认证的，并由雇主所确定的拥有良好工作记录的新加坡籍兼职员工按比例补贴每小时酬劳。
根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行业调查初步结果，增加每小时薪酬确实能吸引高稳定性的和高效率的年轻本地兼职工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能以比本地中小企业低得多的时薪吸引本地兼职工人。这种规范化的兼职工人制度也可以实习或在职培训的形式进行，特别适合于大学、理工学院、工艺教育学院和中学的学生，以鼓励他们进入服务行业，增长其技能与经验。第二，既然我们无法阻止人口老龄化，我们将需要更多的社会公益服务及医护人员来照顾我们年事已高的长辈，而新加坡本地居民并不热衷于此类行业，因此将需要发放更多的S准证、工作准证和就业准证。在人口高速老龄化的社会中，对于可负担的医护服务和社会公益服务的高涨需求，正大量的消耗政府支出。第三，作为政策目标，白皮书预计到2030年，专业人员、经理人、管理人员和技师（PMETs）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将达到三分之二，因此届时我们将需要更少的工作准证持有者。此类职业人群比例的增高，意味着更多的中产阶级和双收入家庭的出现，因此新加坡将需要更多的女佣、更廉价的学前教育及托儿所。
虽然政府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倍增其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支出（至30亿元以上），但让人困惑的是政府不顾人民多年来的呼吁，依然不愿让学前教育成为国民义务教育的一部分，也不愿对之进行全额补贴，而此种政策其实可被看成是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从而保证孩子们（特别是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从小就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此种政策意图，就算目前只是规划为将来要执行的，也应该公开宣布，特别是如果政府想要鼓励和说服人民提高生育率的话。使新加坡人占“主场优势”。第四，新加坡已在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住房）的供给上，正式放弃使用盈亏平衡成本回收式的市场定价战略，这一正确的政策转型，矫正了过去过于谨慎的预算原则，但同时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在此方面将有更高额的政府支出。目前正在为了预期的，并被认为是必要的更高的人口增长，而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住房，2015年之后一旦发生不可想象的人口收缩，会造成政府潜在的沉重财政负担，因为其所带来的不仅是公共交通服务的使用不足，到2030年组屋也会跌价，原因在于人口收缩并且大部分的9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将成为拥有组屋的中年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同时还会继承一套父母留下的组屋而需要将其出售。“高资产低现金”的症状将会变成“资产并不高而现金也很少”的情况，这是由于自1980年来已高企十余倍的组屋价格，将会出现大幅跌价的情况。因此，如果没有更多的新移民和永久居民来支撑组屋市场，我们将很可能看到那些把大部分的毕生积蓄投资于组屋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新加坡人财富逐渐蒸发的现象。最后，如果政府向民粹主义政治诉求让步，而人为的和突然的遏止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外国劳动力输入，中小企业和跨国企业在对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预期中将计划外迁，从而势必影响到新加坡的经济活力和新加坡人就业机会的创造。
《人口白皮书》暗示了停滞不前的经济和缺乏机会的社会，将导致年轻的新加坡人移民海外以寻求发展，我所担心的则是一幅更可悲的画面，即大部分的新加坡人会被困在国内，因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只掌握了一种商业语言，那就是英语或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以就业情况而言，他们在以中文为主的，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不会有竞争优势。而在讲马来语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他们也不具备高效与竞争力，不能胜过欧美人士。因为很多欧美人士的英语更胜一筹。因此，对于只会单一语言的新加坡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把新加坡营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使他们具有“主场优势”。 2012财政年度39亿元的政府财政盈余为预估值（13亿元）的三倍，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这些额外的盈余主要来自于高于预计的印花税及与车辆相关的税收收入，这反映出政府所面对的两难局面，而这种困局是由被压抑的对于住房与交通的需求，以及由政府过于谨慎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导致的基础设施发展上的瓶颈造成的。自2010年以来经济的强劲反弹，更使此困局雪上加霜。2013财年预算案的主要推力在于进一步促进包容性社会，以及支持中小企业。通过提高就业入息补助计划的每月工资条件上限，从1700元调高至1900元，更多有工作的新加坡人将会受益。 由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更严重影响中低收入的新加坡人，一笔17亿元资金已被规划为帮助家庭面对上升的生活费的专门基金，以应对恶化的基尼系数。这次预算案推出了一项全新的总计36亿元，为期三年的加薪补贴计划，以帮助企业承担因为新加坡籍员工加薪所带来的百分之四十的成本（以总月薪4000元为限）。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划也被强化，参与其中的小型企业将享有现金奖励。从更高的外劳税率和更低的外劳配额，就能明显地看出政府对于长期来讲，降低服务业等的外国劳务人员数量的决心没有改变，但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调整时间，以配合企业提高本国员工的生产力水平。在以往的十年（2003年至2012年）里，在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制造业增值已从33％下滑至29％；而服务业增值已由63％稳定增长至69％。由于服务业较难以自动化和采用其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加以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将需要相对较多的劳动力，包括本地及非本地的蓝领和白领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