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理会设文本作品中心，促进剧作家和艺人交流。为推动本地剧本的创新和发展，国家艺术理事会将开设一个文本作品中心，作为剧作家和表演艺人的交流空间。这个文本作品中心将坐落在滑铁卢街42号的旧店屋，面积大约800平方米，预计可在2014年底投入运作。艺理会的文告指出，中心的基本目的是协助发展本地的原创剧本，以及培养本地剧作家。它也希望这个中心能成为资深与年轻剧作家和表演艺人创作和分享新剧本的平台。艺理会也表示，目前在公开寻找适合的合作伙伴，“不只是经营这个中心，也共同推动本地戏剧界的发展”。
社区活跃人士与学者：“和事佬”应有决定权。针对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昨天对解决社区纠纷框架提出的两个初步构想，受访议员昨天表示支持，其中一些议员认为在特殊案例中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将能有效处理难题。有活跃于社区的人士与学者受访时则建议，若得将僵持不下的案例转介至社区调解中心，决定权与执行权应授予社区领袖与议员，以减少政府的干涉。在应对复杂的邻里纠纷时，倘若一方不愿进行调解，议员与基层领袖，甚至是调解员一般都无能为力。黄循财昨天走访军港区接受访问时透露，文社青部和律政部正联手研究制定一套社区纠纷解决框架（Community Dispute Resolution Framework），不但考虑强制各方参与调解过程，也探讨是否应规定滋事者遵守调解方案。负责军港区事务的三巴旺集选区议员维凯昨天向在场媒体描述该区一般如何处理邻居之间的摩擦，指在纠纷未升温前不应使用官方或法律管道，而是由社区领袖扮演关键角色，尝试进行劝和或磋商。然而，维凯指出，当其中一方不愿遵守诺言或协定时，问题会一再浮现。他举例，曾有居民之间的争吵进一步恶化，导致一方故意恶作剧，将扫帚挂在邻居家门，表示不满。
他说：“若发生这类事件，我看两人之间已存在敌意。为避免双方关系闹到无法修复的地步，确保仍能保持近邻关系，最好的方法是展开正式的调解，而目前的调解过程有待加强。”受访议员指出，在公共走廊置放杂物、制造嘈杂声与油烟味等“小问题”很可能随时演变成邻居之间的严重纠纷，因此不应忽视这类事件。义顺集选区议员郑德源今年3月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律政部开支预算时提出询问，希望了解政府是否有意加强解决社区纠纷的途径。他昨天受访时针对黄循财提出的探讨方向表示欢迎，希望整个调解过程能“更快更果断”。他指出，展开调解能有效解决邻里纠纷，若是闹到一方提出诉讼，双方的关系可能无法修补。有议员相信，如果能强制涉案人接受调解，社区领袖从中斡旋时将游刃有余。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马炎庆认为，目前遇到一些难解的纠纷时，基层领袖即使希望帮忙，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行善运动秘书处总干事袁国栋博士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佩松受访时则提议，应让社区领袖在解决邻里纠纷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两人都认为，框架下的新权力应赋予基层领袖、社区调解员与议员等。袁国栋说：“政府一方面有责任确保社会秩序与邻里和平，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担心政府什么都干涉，不希望它这么做。我同意加强现有框架，但认为设立任何框架或法律的前提，应是不影响社区在这过程中的参与度。”吴佩松观察，与以往相比，邻居之间的联系显著削弱，在解决邻里摩擦方面，政府有必要检讨现有制度。然而，他说，强制性的调解过程与社区自助的概念不一定有冲突，两者能并存。吴佩松建议，强制转介个案至社区调解中心的权力不应由警方或政府执法单位进行。他认为，在调解过程中，各方行为的监督工作应由社区领袖负责。他说：“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展开强制性调解过程与任何法律制裁是我们采取的最后途径，政府不但不会卷入邻里纠纷的微观管理，也能避免被认为在偏袒任何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