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对新加坡精英有四个“希望”，国际著名儒学家杜维明认为，新加坡应更注重长期的人文与文化发展，才有机会培养出世界级的大文豪和思想家。杜维明教授说：“我更关注的其实是新加坡的精英，不论学术界、政府、企业、媒体等，对儒家伦理价值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们更了解的是西方价值，例如自由、人权、法制等，这些他们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对儒家的价值却所知有限。”希望新加坡的官员不只是社会工程师，而是具备道德的领袖。希望新加坡的媒体不只是传播工具，而是能够创造价值。希望新加坡的企业家不只是会赚钱的商人，而是有社会责任的儒商。希望新加坡的学者有人文素养，而不只是专家学者。杜维明教授带着恳切的语气，以四个“希望”道出他对新加坡社会长久以来的期许。
世界著名儒学家杜维明和新加坡有颇深的渊源。1983年，当时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创建专门研究儒家伦理的东亚哲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杜维明就是海外董事之一。新加坡上个世纪80年代曾开设儒家伦理为中学科目，杜维明受邀到本地指导课文的编写工作。他其中一本著作《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就是以新加坡为研究对象。73岁的杜维明这些年来多次到新加坡出席会议和学术研讨会，连自己也数不清具体的次数。日前他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再次受邀到新加坡，出席“儒家与宗教：互动和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主题演讲。尽管行程紧密，他仍腾出时间，接受本报专访。
建立国家认同感须调动文化资源。杜维明认为儒家在新加坡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几乎每一个新加坡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体现儒家伦理的价值。他说：“我更关注的其实是新加坡的精英，不论学术界、政府、企业、媒体等，对儒家伦理价值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们更了解的是西方价值，例如自由、人权、法制等，这些他们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对儒家的价值却所知有限。”杜维明指中国大陆是以几千年的文化为后盾来建国，文明是它建国的基础。但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如果在建立国家认同感的过程当中不能积极地调动新加坡社会的文化资源，就找不到它的根。杜维明认为新加坡很多时候都尝试从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着手，也就是从效率、从资源分配等很务实的方式着手，但国家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之间其实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他说：“这些精英一般对传统文化的敏感度不高，因为他们基本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种通过社会工程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倾向。但文化不能够用社会工程方式，这是一个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问题。”杜维明认为，一个国家除了经济资本，还有社会资本。除了科学技能，还要有文化技能，也就是对自己的历史、地理、文学、思想等社会各层面的掌握，新加坡在这方面投注的精力和训练太少，才会有一些年轻人没有强烈认同新加坡的意愿。
新加坡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而在文化认同里面，最难处理的就是语言问题。杜维明说，新加坡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一般的人只能掌握一种语言，只有头脑比较好的才能掌握双语，如果只能掌握一种语言，那就应该以英语为主。他说：“这无形中导致华语华文被边缘化，而语言是认同感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当你的语言被边缘化，你的感情世界也会受到很大的创伤。”但杜维明认为新加坡儒家伦理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主要原因是新加坡社会本身就有很好的条件。他说新加坡的精英阶层廉洁，有很深厚的法治传统，而且人民本身守法，也很有思想。新加坡教育部越来越重视品格教育，而儒家最重要的价值是在培养每个人如何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做一个人。杜维明指儒家本身不是一个宗教，没有受洗或皈依的仪式，也没有教条，对我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和宗教的社会不会产生矛盾。而且儒家的长处是宽容，不只儒释道能和平共存，和其他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兴都教也没有冲突。杜维明对新加坡的人文发展是有所期许的。他说：“首先，新加坡能不能体现仁政？新加坡的法治很强，但是不是具备人性，这是很大的考验。其次，新加坡能不能富而好礼，有钱但不骄横？最后，新加坡能不能在人文世界里面出顶级的人物，例如艺术家、大文豪、思想家、宗教的神学家等。”杜维明认为这些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人文方面是否成功的标准，如果新加坡能做到这些就很了不起了。这些精英一般对传统文化的敏感度不高，因为他们基本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种通过社会工程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倾向。但文化不能够用社会工程方式，这是一个文化能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