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八个月，新加坡第四所公费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简称新科大）将迎来第一批为数500人的新生。经过三轮招生，新科大已接获3700份申请，并录取了270人。新科大计划明年4月前再举办两次招生，并在下月底举行首次校园开放日。
本报上周已经报道这所新学府的课程设计进展顺利，新科大在杜佛路的临时校舍等硬体设施也已大致完成。不过，一所旨在培养顶尖人才的高等教育学府或许更要注重“心件”工程。
作为本地第一所与美国、中国顶尖大学合办的学府，新科大日后有什么样的“DNA”？
本报教育线记者陈能端日前受邀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了解新科大目前的筹备进展，而这所波士顿名校是新科大的合作伙伴之一。参与这个项目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以及新科大教员与她畅谈了新科大的“DNA”如何在未开课前开始孕育……
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第四天，工程系统与机械工程系的弗赖（Frey）教授带领我们参观学院里设备最齐全的帕帕拉多工作室。虽然是暑假期间，但工作室里聚集了50多名来自九个国家的高中和大学生，其中也包括新科大学生。他们正在默默赶工，以便在隔天的机器人大赛中设计出完美的作品。今年比赛的主题源自该校颇具“声誉”的“黑客”（hacks）文化。
“Hacks”指的是学生为了展现高超技术能力的恶作剧行为。过去多年来，学院出现了不少“经典”的恶作剧，包括把校园警车搬上几十公尺高的圆顶大楼上；校际足球赛举行到一半，在草坪上突然冒出慢慢涨大的气球等。参赛者这次就必须设计出能在校园模型中完成这些恶作剧的机器人。
弗赖说：“Hacking有一套规范条件，但和麻省理工学院内许多东西一样，它展现了一种自发、独立的精神。这里的学生不会等教授发号施令。Hacking是我们校风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显著的一部分。”
麻省理工学院和新科大的人员交流非常广泛。除了新科大教师前往波士顿浸濡，已被新科大录取的学生过去两年来也受邀参与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大学生机器人设计国际交流比赛，并取得佳绩。 （新科大提供）
MIT招牌计划移植新科大
拥有150年历史、培养出超过70名诺贝尔奖学金得主的麻省理工学院是新科大的主要“打造者”。自该学院校长霍克菲尔德博士19个月前来新加坡与新科大签署协议后，那里的教员不仅为设计新科大的课程忙碌，也积极构思如何将学校的“DNA”传输给新科大。
与本地现有三所大学不同的是，新科大提供的是结合工程与设计的课程，一路贯彻跨领域学习的教育模式和其他学府截然不同。也正是为了孕育出设计与研究方面的领航者，建校与树立开放的校风和制定严谨的课程内容同样重要。
为此，这个“DNA”传输的过程已经通过多个不同的渠道悄悄展开。
其中一个做法便是将麻省理工学院的“招牌”UROP计划（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y）移植到新科大。负责本科生研究项目的范迪弗（Vandiver）教授受访时就解释，学校并不要求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参与研究，但因为许多学生对不同领域的研究感兴趣，麻省理工学院早在10多年前便成立UROP办公室，协调不同学生的需求。麻省理工学院平均有超过80％的学生在四年的本科生涯里，至少参与一次UROP计划，显示UROP的受欢迎程度。
麻省理工学院电动车小组（Electrical Vehicle Team）的一些组员也在教授的特别安排下，在过去几个月里陆续来新与新科大的教务团队、讲师和已经获录取的学生交流。新科大开课后，首先成立的学生活动很可能就是电动车小组。
麻省理工学院、新科大合作项目总监萨尔马（Sarma）教授说：“重要的不是新科大以后会不会有类似的学生活动，而是两校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小组是由学生成立的，成员对研发电动车充满无限的热忱，我们希望新科大的学生也会有这种‘start up’的精神。”
新科大每年派教员取经
另一方面，新科大也不惜每年花费200万元至300万元派遣教员到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培训。
今年初，新科大首批负责指导新生课程的七名教员前往“取经”一年。前半年的培训重点是体验该校的创意教学设施和教学法。包括参与为促进主动学习而设的高科技教室（Technology Enabled Active Teaching，简称TEAL）和“实验性研究小组计划”（Experimental Study Group，简称ESG）。
新科大教员（左起）冯韶晖助理教授、杨会颖助理教授、杨远方副教授和陈陆捷助理教授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培训。
这次的浸濡让这组教员开拓了视野，对麻省理工学院独特的校风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说，学校里弥漫“动手制造”的风气，很多学生不买脚踏车，而是买零件自己制作脚踏车。思想开放的学生也一度让某些教员觉得受到“文化震荡”。
参与ESG教学计划的杨远方副教授就说：“进了课室发现几乎每个学生都把双腿翘在桌子上听课。我起初觉得学生有点轻浮，但过后向习惯美式教育的同事打听，才知道这是很平常的，学生们是因为对学习环境感觉很自在才会有那样的表现。”
开放自主学风 适合新科大吗？
吸取优秀学府开放和自主的DNA固然有好处，但也不禁让人疑惑，别人的DNA适合新加坡大学吗？
新科大的杨会颖助理教授（31岁）认为，世界一流学府的“开放”不应片面理解。因为在“开放”的同时，如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学府更注重通过优良教学启迪学生。
她说：“这里提倡自由，教务团队会支持教授和学生追寻自己的理想。不过，这种自由也夹杂着一分热衷学术的自律精神。不管教授多资深或有名，他们仍然严谨做学问，把教好学生视为最重要的职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至于这种开放的文化会不会和新加坡较保守的社会风气相抵触，新科大校长马尼安蒂（Magnanti）说：“我想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新科大无论如何都是一所新加坡大学，我们得尊重当地文化。每当游人到访麻省理工学院，导游总会向他们介绍‘hacking’传统，而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新加坡是否能接受这样的作风。我们接下来得学会妥善管理，避免做出越轨的事。”
更令记者期待的是，惯于填鸭式和被动教学的本地学生会否发起自己的“黑客”文化。新科大助理教授冯韶晖回应说：“重要的是为学生打造自由及有助于主动学习的环境，这样他们自然会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浙大DNA何时融入？
中国浙江大学是新科大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虽然两校签署的协议表明两所大学将在教学、科研、学生交流及科学竞赛等领域有深度合作，但至今，新科大似乎更多地倾向麻省理工学院。
萨尔马教授解释说，麻省理工学院目前在这个三角合作关系中无疑扮演着较大的角色，但他相信不会一直如此。在新科大起步的阶段，为了避免协调工作被打乱，麻省理工学院会负责设计主要的教学材料，浙大则负责为新科大学生推出与中国社会、企业文化和建筑设计有关的专项课程。新科大正式启动后，浙大的“DNA”会自然地融入学府中。
萨尔马说：“无可否认，目前新科大深受美式理念影响，但日后浙大会负责制定更多课程，加上浙大教授到新科大教学，他们的‘DNA’也会融入其中。”
新科大须走出自己的路
谈及新科大日后究竟会更“像”谁，弗赖教授比喻说，他的孩子有来自父亲和母亲的“DNA”。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动作像爸爸，但最终他必须走出自己的路。麻省理工学院现在能做的是，协助新科大建立自己的身份，但新科大必须懂得选择适用于自己的东西。
杨会颖信心满满地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大学，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我们从麻省理工学院带回的是他们的开放和乐于共享知识的文化，而我们也会学习浙大最好的东西。我们没有说过要模拟谁，也不是要仿造一个‘东方M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