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是一家日本公司中中国人部门的“头”。
高健笑称，这是“大家犯了一种‘思归病’”。 其实像高健他们公司的华人社员一样犯了“思归病”的在日华人并不少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随着中日经济合作的日渐紧密；随着各种各样的中国风中国潮在世界各地的频繁涌现；随着功成名就的海归事例被媒体的不断描述、放大加光。同时在日本日久思乡，有人渴望立业，让人生增值，有人渴望稳定，让生活里有亲人朋友的温情，种种信息、愿望和冲动，都让在日本的中国人内心深处把一个念头不断重复、强化，那就是：回国。 一、话归国，寻找圆梦的舞台 颜涛是日立制作所国际网络事业部中国市场副总监，不到30岁的年纪，取得如此成就在论资排辈严重的日本大公司里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但这并没有拴住颜涛的心。 和朋友聚会，与家人闲谈，颜涛都是谈回国谈得最热切最起劲的人，而且国内来日招聘的大会小会上，也能频频见到他的身影。 对此颜涛表露了自己的心曲：“在日本，你若不入日本籍，基本上很难进入企业中高管理层，即使入了日籍，由于中国出身，到了一定程度也就停住了发展。而中国现在正是网络事业蓬勃发展的最佳时期，若能回中国本土发展，不仅可以工作在家人朋友身边，而且可以说是‘海阔任鱼跃，山高任鸟飞’，只要你有本事，尽可以有发展的舞台。”抱着这一想法，颜涛也就成了国内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常客。 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着一定的距离，颜涛的应聘并不顺利。“国内的招聘要求太过苛刻”，颜涛总结。尽管颜涛有东大硕士的学历，有在日立工作的经验，但对方却并不满意，要求条件一高再高。 好容易有了中意颜涛的单位，而条件又谈不拢，就这样几个回合下来，颜涛回国工作的计划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落实在履历书的书面上。”颜涛也就成了“思归族”中最活跃的一员。
二、话归国，感受逆文化冲击的迷惘 常常随着回国的话题而被华人们谈起的还有它的孪生话题──回国后的感受。“回国后和朋友一起聊天，我感到自己像个下里巴人，国内的发展太快了，我已经跟不上了。”“我在日本一向很中国，可回到中国，朋友们却觉得我处处很日本。”对于自己曾经那么熟悉的中国文化，还要重新适应，这是很多在国内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在日华人谈得最多的话题，也成了很多华人回国前踌躇不前的无形壁垒。 博士毕业，在一家日本著名企业做经营企划的张雪梅小姐对此感触颇深。 张雪梅来日7年，博士毕业后到一家著名日企工作，2年后被派到中国分公司做管理职。初时张雪梅高兴极了，重新回到中国，熟悉的语言，地道的中国菜，便宜的物价，都让她心花怒放。“半年之后，我感到了自己和同事间的差异，感到自己有了问题。”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日本时张雪梅老嫌自己日语不够好，努力看日文书听日文广播，回到中国后，张雪梅感到了日文的“别扭”。一次和一同事聊天，对方突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说纯粹的中国话好不好？不要当假洋鬼子了。”张雪梅的脸腾地红到了脖根。 张雪梅回忆：“我不是在故意说日语，炫耀自己，实在是习惯了，有些时候一些中文词一时反应不过来，有时是无意识就溜出一句半句日语。”在《围城》里，锺书先生把海归说话夹外语词，比作“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这时张雪梅是真正体会到了这比喻的刻薄。 其次是文化的震惊。张雪梅讲，在日本公司同事不谈私事，平时有一说一，哪怕填一张图书卡，大家都会实话实填。而在国内，找出一张掺了水份的履历书并非难事，“真相大白”后当事人还理直气壮，“还不是为了能进公司工作吗？”或“填错了有什么了不起？”这让张雪梅感到了深深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