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我写磨剑岁月的时候，耶鲁的录取还遥遥无期,本文的第一部分下笔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走向何方。2004年2月21日深夜，消息终于从斯坦福传来，也许未来的七年就会从事宗教学和佛学的研究了，其实不管我学什么，我的人文训练只能是越加炉火纯青。4月的时候我开始接着写，想要完成这篇三年记，但是各种事情让我常常搁笔，生活不再是那么简单。8月9日，在香港领事馆拿到签证，作别香江之后联想起人世的飘萍和求学的艰辛和迷惘，实在有往者不可谏之感叹，也就将这一番“有时江海有时山”的滋味，在这里和各位分享吧，就算是为了纪念和总结过去的三年，那些泪水和血汗，心灵的昼与夜循环交替的岁月。
Thisistheeveningoftheday.
Isitandwatchthechildrenplay.
SmilingfacesIcansee,
butnotforme.
Isitandwatchastearsgoby.
Myrichescan”tbuyeverything.
Iwanttohearthechildrensing.
AllIhearisthesoundofrain
fallingontheground.
Isitandwatchastearsgoby.
———AsTearsGoBy:RollingStone
转眼是三年的秋月春风，和原来站在大二的阳光下的我的相比，应该在学识和眼界上都渐渐登堂入室了，然而在不同的校园里旁观一代代毕业生的挥泪别离，就知道自己真的是满面风霜,廉颇老已。偶然回想起这些浪迹动荡的求学生涯,真的就象洞山良价禅师在《辞北堂书》中所写的：“星霜已换于十秋，岐路俄经于万里”。我虽然还热爱着我所从事的人文志业，也依然视读书为要务，却没有认为自己的幸福因而增加了许多，读书绵延到近十年的时候，前进就演变为精神和肉体同时加入的奋战了。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想要在精神上有所突破，想要顽强地摆脱无明和痛苦的人，一定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障碍和磨练。但是我对于早年于懵懂中的觉醒从没有后悔过，没有这种由内而外的启蒙就没有今天的自由的天地。三年前我曾经预言自己的努力终于会发扬光大,今天却了解到这不过是漫长艰辛的学者和求道者生涯的开端。我曾引用SamuelJohnson那封很有名的写给EarlChesterfield的信来庆幸自己进入了耶鲁，现在看来这段话似乎应该坚持到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天才更为恰当(“Sevenyears,mylord,havenowpassed,sinceIwaitedinyouroutwardrooms,orwasrepulsedfromyourdoor;duringwhichtimeIhavebeenpushingonmyworkthroughdifficulties,ofwhichitisuselesstocomplain,andhavebroughtit,atlast,tothevergeofpublication,withoutoneactofassistance,onewordofencouragement,oronesmileoffavour.SuchtreatmentIdidnotexpect,forIneverhadapatronbefore.”)。
既然本文是接着磨剑岁月对近四年的学习生活进行总结，我似乎应该追述一下北大对我的影响，离开燕园已经五年了，自己的眼界好似关山飞渡，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当时的生活和感受有些淡忘了，当下的任务和感觉总是冲淡了往日的记忆。但是客观地说我依然感到四年和北大有关的求学历程让我受益匪浅，能够进入耶鲁读书，也应该拜赐北大的机缘，是北大的老师给我写的推荐信，北大的一些优秀的教授也让我看到了“育天下英才”和传道授业的快乐。更重要的，北大毕竟有一大批有才华的理想主义者和令人难忘的青年才俊，在这个现实得让人窒息的社会中，他们是“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其实自己读过的每个学位都直接间接地发挥了作用：英语系的训练使我对于西方的文明和英语的听说都不陌生，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习是我和世界接轨的第一步，耶鲁的训练更是在各方面让我登堂入室，对西方的学术训练算是真的入了门，更关键的是这个学位带有无上的荣耀，成为行走世界的通行证。香港大学佛学中心的学位虽然短，但却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位，对于进入个别领域来说，十分有用。这后面的两个学位更是为我积累了宝贵的国际经验。更关键的是，9年的正规训练和自由读书给我了无比辽阔的心灵世界，延长了我的精神生命，不间断地锤炼了我的人文气质，塑造了我的人生。
虽然在北大就学的时间短暂，但在后来的两年里我还是和这所最顶尖的学府保持联系，不忍离开。我对北大的感情和许多校友一样，有一种道不明的迷恋和自豪，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加醇厚。刚到北大的时候，我们虽然搬进了破破烂烂的32楼（现在已经装修了一下，成了博士生楼了吧。据说文革的时候邓朴方就是从这个楼被推下去的），但是真的非常兴奋，我么几个人还在一个大晴天跑到未名湖边凭吊一番，证实自己已经来到了北大。那些在南京看来很牛的人在北大这样高水准的环境中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想想自己96年的冬天，在校园里穿梭的时候，觉得身边的这些人都牛的不行了，真是特别的敬仰。国际文化交流也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专业，基本上是新闻学传播学加上一些世界文化的培训，系里的不成文的要求是什么都要懂一些，但是不必作深入的研究。现在想来这个项目的课程要求并不是很高，加之我本来也无所谓成绩，这样就有大批的时间用来阅读任何想读的东西，这时候我好读书的热情到了北大图书馆就如同烈火碰干柴一般，燃烧了整整两年。这两年除了丢过一次图书证和为丝绸之路的旅行作准备的一段时间，我一共借了800多本书吧，当时我们一次只能借10本书，我倒没有觉得很不方便。如果当时图书馆就有借书排行榜，我一定可以名列三甲的。
在北大有那么多难忘的记忆，比如百年校庆，北大戏剧社的公演，五四（未名湖）诗会，哈佛教授的讲座，日本文化的选修课，圣诞节时未名湖的冰上舞蹈，元旦时的钟声，衡山和悬空寺的旅行。但是其中我投入最多的应该是1998年的丝绸之路自行车探险。这次3000公里的旅行将神奇而壮阔的北中国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承志如此的迷恋这片土地，为什么在这里能发生哲合忍耶那样惊天动地的起义。而且这次旅行使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以及在其背后隐藏的辽阔的汉学，中亚学和艺术史世界成为我终生的兴趣点之一，我自己以后长远的研究兴趣也将包括十二世纪的新疆。现在我也常常梦回西北的辽阔山河，想起那些伊斯兰的大军和于阗的佛教王国之间的血战，那些分布于汉文，中亚古典文书以及阿拉伯文典籍中的传奇和悲伤。
理科的我不敢多说，对于文科的同学，我想，去斯坦福，耶鲁，哈佛这样的学校读书，不知道多少是本着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信念而去的。在这样浮躁的世界上，要这样理直气壮地宣称似乎过于惊世骇俗。但是这本来就是让北大享有盛誉的精神。蔡元培先生说的好：”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这不仅是求知，也是陈寅恪和余英时等人所共尊的那种“独立不惧之精神”和“安贫乐道之志趣”。然而除了钱理群师，朱青生师，朱孝远师，潘维师等人，燕园也很难为大家营造这温暖的梦想了吧。我虽是北大旁系，对这一“最后的精神堡垒”之热爱，却是意深沉，情弥切。毕业以来，身内身外，望断多少别离。虽如此，每年暑假，我或不远千里，或不远万里，必将赶来，重新踏足这校园和我梦魂中的图书馆。新馆建成以后，我也曾坐在那大窗之下，看外面银月当空，映照飞檐。去年炎热的8月，我站在31楼旁狭窄的6折文科书店挑书，1个多小时，来往人士如梭，有三两人来买电话卡，无一人驻足看书。我暗自感叹，我辈之追求真知和精神解放的理想，莫非将越加黯淡。钱理群先生在有关北大改革的文中提到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给他的的一段话：”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我也为这样的话而感动，闲愁几许的年少时节，保持这样的激情也许还算可以，岁月摩挲，人情险恶，在俗世和内心的层层压力下还能贯彻这清澈的志向，可谓千金难求。
为了能继续留在北大读书，尽管要考政治，我选择了考研。当时虽然身处北大，我却没有什么出国的想法，或者说想得太简单。所以98年的秋冬也是一段日夜苦学的时光，似乎我总是要在时隔几年的一段时间为新的目标而奋斗，时至今日，如果顺利读下博士，我真的想好好地悠闲，去云游几年山水，既然已经读破万卷书，当然也要走遍天下。饶宗颐先生固然为学界泰斗，他也说过，自己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其意义是把自己所学在真正的地方都亲身验证一遍，他这说法也正是我的梦想。接着说北大，当时我恰恰就是政治翻船，所以无常是随时都可能来临的。我因此而茫然，转而愤懑，而且因为我自己的选择走了相当时间的弯路。不过这样也验证了自己的天性还是适合待在学校里。99年3月份的时候，我不得不找工作了，因为考研的缘故，很多的考试我都没有参加。但是因为有北大的牌子，所以工作还不是很难找。说起来国展的工作还是很偶然我自己投信过去联系上的，那时一天还参加了3个面试，看来北大的毕业生机会还是很多的。虽然说起来对弱者不算很公平，但是这个社会还是看实力和名校，赤裸裸的丛林原则展露无疑。所以如果想继续读书又想衣食无虞，一般人基本上只能努力去为名校而奋斗，这一点特别适合热爱又偏又冷的专业的读书人。我热爱读书的热情虽然这么多年来都少有匹敌，但是我也考虑过生存的问题，只不过我的解决办法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坚决地去名校读书，碰到不顺的时候，暂时以退为进，也不妥协。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实在是很商业的环境，读书基本上和这里没有关系。这里需要的是商业的头脑，和客户以及同事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也承认对于想在商业上发展的人来说，这里能提供相当好的条件。不过对我来说，我之所学基本上是束之高阁，我常常被看成一个修计算机的IT人才。这个时候我接下了同学张念介绍的翻译工作，我所翻译的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EricHobsbawn的论文集“UncommonPeople”,这其实是一本相当难翻的书，而且我白天在商业的环境里工作，晚上却要钻研这种学术性强的历史文章，实在是很讽刺的事。这时的我下班之后还要面对四个小时的高强度的脑力磨练，有的时候还会纵容自己看凤凰电影台到凌晨2点，现在想来实在是摧残身体。在国展工作的时候我常常在晚上回到北大的教室里，静静的和自习的学生们在一起，体味这来之不易的平静。有的时候会叫上当时还在北大上本科的老刘一起出去喝酒谈天，重温难得的学生生活。
其实这时我已经有了出国的打算，国内实在是没有我受教育的机会，但是还没想过贸然辞职，但是考虑到申请必须专注，加之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异化的生活，我考虑了相当的时间，决定破釜沉舟，在GRE和托福都没有考的时候辞职，而且我的户口还因此而压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我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要依靠积蓄来度过这一年的申请岁月。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调动了所有的积极性来为前途而奋斗，所以在98年秋冬之后，2000年我又投入了一次压力更大的申请，工作量之大令自己都感到吃惊，托福用了2个星期来准备，GRE也不过是一个月，接着是无数的申请材料的准备和查询，这段日子光是网费就是数千元。但是这种把世俗的生活置之度外的工作也终于带来了回报，1月底的时候就收到了Wisconsin-Madison艺术史的录取的消息，当时是何等的兴奋，家里人也很高兴。然而3月初的时候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从耶鲁传来了，因为我曾经参加过“汉唐之间的考古与艺术”研探会，和耶鲁历史系的ValerieHansen教授说过几句话，估计她对我也有个印象。我自己准备的方向是丝绸之路，写的小sample是和吐鲁番有关的东西，但是现在看来，那个东西要水平没水平，要眼界没眼界，那个烂啊，就别提了。当然三年之后的眼光来看，第一次申请因为国情的限制，虽然努力了，但是在各方面都是很差的，有很多的学校根本就是白交申请费。我当时还抓住机会和哈佛大学的汪跃进教授共进午餐，但是他直言说现在申请哈佛这样的学校真的是白费劲，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是觉得沮丧，但是现在想来，他说得一点没错。加上这几年的经验，我的感觉是无论你在国内学的多好，无论你在国内什么牛校，你都很难想象你在西方一流大学里学文所面临的工作量和真正纯粹的学术环境。事实上，世界级的牛校对于直接从中国的学校中招人抱有很谨慎的态度，他们会怀疑申请人是否具有适应西方学术和高强度训练的能力，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在下面对耶鲁的叙述中将谈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