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写下这个题目自己有些不好意思,颇有炫耀之嫌.但尊重事实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孔子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篇文章就算我抛砖引玉吧!
五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象往常一样在实验室忙碌着.十点钟左右,导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看着我,神情严肃地说:“曾,实验室要来一位古巴的学者,我想把他交给你,和去年喀麦隆的耶卢宁一样,是一个教授.”他特别强调教授两字,我没有特别反应,只是问什么时候,
“下星期.”,他回答,然后不再说什么.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和访问学者打交道了,如果只是帮他们解决技术问题,那很容易,可是人各有脾气,尤其那些在本国已经有相当名气和地位的精英人士,一个个牛气得很,连我老板对他们都理让三分,他们岂把我等黄毛小儿放眼里?我老板说的那个非洲的耶卢宁教授,为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差点和我干仗,虽然后来他道了歉,可就因为这么一个小问题,耽误了不知多少宝贵时间!回国前,看着那些做坏的结果,教授直扼腕叹息……
这一次,会故剧重演吗?
古巴教授来了,五十岁左右,个头不高.我老板满脸春风,亲自给他介绍实验室情况,末了,特意走到我面前说道:“这是我的中国学生,以后你需要什么帮忙就找她.”“我叫费尔南多,我工作的那个大学也有中国留学生,他们学习西班牙语.”我笑了笑,也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他自己西语不太好,请他多关照.他那忧郁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我看着有些难过,我们组的另一个教授则意味深长地说:“终于来了…”
自从欧盟和古巴断交后,就再没见过古巴进修生,大家虽然不说什么,但心里都明白这是政治原因.费尔南多是自断交后到这里来的第一个持有西国奖学金的学者,虽然只有微薄的工资和短短的两个月时间,但我们还是替他高兴!
参观完毕,他留了下来.
他对我说,在他们那所大学,化学.药理工作他都做,这次来西,还带来了一种古巴特有的民间草药,“这种药有很好的抗炎效果.”他认真地说,:“很好啊!我们组就搞抗炎研究”我也很真诚,并且告诉他明天就可以随着我观摩药理实验,顺便给我帮帮忙,他欣然同意,“不过,现在咱们就得去楼下拿实验用的豚鼠.”,他站了起来,我顺手递给他一件白大褂,然后就一起下楼去了.回来后我特别强调说:“咱们明早上的上班时间是八点半!”,全然忘了他是老教授,并且是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天!
第二天我提前到达.走进实验室时,暗吃了一惊,老教授早到了,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正在用电脑写信.“您来得可真早啊!”我夸奖他,“没什么.你看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工作了?”“当然!”我也不再多说什么,就开始上班了.
费尔南多在旁边观看着,时不时帮我递递东西,做完后还主动整理实验台,完全与普通学生没两样.
十一点左右,我约他一起去喝咖啡.我那位热情的大师兄何塞.玛利亚博士招呼着我们落座并仔细向他询问了古巴在药物研究方面的现状,费尔南多显然对此很感兴趣,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脸上绽放的笑容把阴郁的表情一扫而光.
就这样,他愉快地度过了第一天,以后他又随我观摩了两次实验,便决定亲自动手了.
事情并不顺利,尽管他做得很认真,但我看到他拿注射器的手有些颤抖,且他根本无法控制这种抖动,针头刺破了小鼠的肝脏,血液渗了出来,我笑着说:“没关系,我以前也这样,多做几次就熟了.”我绝口不提他手抖.,后来我发现他连显微镜下的细胞都看不清楚了,看来健康状况很糟.他已经不可能和我们一样做精密度高的操作了!
对一个实验科学家来说,这几乎意味着科研生涯的结束.很快,我的老板也知道了这些,“费尔南多的事不许到处说,实验室的每一位同学都要尽力帮助他.”老板下了命令.我保持着温和的微笑,尽量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我明白他的所有工作都将落在我的头上,我感觉有些委屈.
可是这个倔强的老头面对困难毫不退缩,一定要坚持亲自做.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只好在每一次实验前,多拿一只让他“玩”的豚鼠,然后哄他说,“你带来的样品我也做,做完后咱们对结果.”他对这种安排很满意.虽然每次他都半途而废.
做了几次后,见自己实在跨不过这一槛,就对我说:“相对药理来讲,我更擅长化学,从明天起我做植化吧!”“也好.”我很干脆,便又为他准备化学实验.
他的工作态度依然认真.可他摆弄来摆弄去,就是不知道旋转蒸发仪怎么用.我轻轻走到他身旁,低声问道:“您需不需要我帮忙?”他点点头,于是我给他做示范,我一连重复了三次,然后亲自陪着他操作,直到他学会为止.我发现化学是他力所能及的工作,便决定严格要求,凡是做得不合格的,我都让他重复,他问我:“你们中国老师都很严格吗?你们的实验室和这里一样吗?”我说:“无论在中国和西班牙,老师们都很严格,我现在正在用他们教我的方法教您,至于实验条件,这里与中国差不多.”
又是咖啡时间,我象往常一样约他,“曾,今天的咖啡由我来付钱,你总请我,我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尊老爱幼是中国的传统,何况以我目前的收入,请您喝杯咖啡算不了什么.”他坚持要请,于是我只好要了一种最便宜的,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坐下,“哎,我们古巴太穷了,一个教授每月工资才三十几欧元,连维持生活都不够.大学因为缺少经费,很多实验课都不能开,全靠老师讲解,而老师们又少有进修机会,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次我还算幸运,多亏我的一个西班牙朋友帮忙才来成.曾,你没见过北韩学生吧?他们的头脑比我们还封闭,出国去都抱成团,不愿与人交往,看人的眼神都很警觉.”“可以想象得出来.”我说道,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几个再也不在背后嘲笑费尔南多教授水平低了,我甚至产生了毕业后去北韩和古巴当志愿者的念头.“他们需要科学.”我对一个朋友说,他很赞同地点点头.
在我的帮助下,费尔南多掌握了很多工作技巧,且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从他带来的样品中分到了第一个化合物,“快去报告教授.”我兴奋地说,导师肯定了他的成绩.费尔南多显然受了鼓舞,又在未来的一星期中连分了两个.他催我赶快做药理鉴定,我很痛快地答应了.虽然我已累得心力交瘁.
暑假前的两星期,我向研究工作发起了最后冲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让所有提供样品的国家放假前都知道样品的活性结果.当时我手上有四个国家的样品,几乎每天我都工作十多个小时,费尔南多则尽力帮忙!可这个好心的老头在最后一天却差点把我的实验砸了锅!
那一天,他象往常一样以为我又拿豚鼠给他玩了.他戴着老花镜,拿着注射器,手颤抖着去取细胞,可没想到液体从豚鼠腹腔中流了出来,我来不及阻止他,眼看着细胞全流到了桌上.完了,我心想,很难完成计划了!两个月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无能,所有的委屈顿时涌上了心头!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我憋着不说一句话,尽量认真做剩下的实验,费尔南多看着流到桌上的细胞,也很难过,他摇摇头,反复用西班牙语重复着:“Quemalo!Quemalo!(遭透了,遭透了)”眼里充满了绝望,这个可怜的人儿!随后他垂头散气地坐到写字台前,翻阅着资料,不再参与实验.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比我更难受.那些涌到嘴边足以灼伤他自尊心的话被我压了下来.感谢上帝,另一只豚鼠的细胞出得很好,我基本可以完成计划,我松了口气.费尔南多问我:“曾,你生不生我的气?”“我不能生您的气.”我言不由衷.
傍晚,我约他到家里吃饭,另外两个在西国工作的古巴教授要为他饯行.席间,他一再向我表示感谢,并送给我一盒精致的碳素笔作礼物,我微笑着对他说:“您工作态度认真极了,两个月做了这么多结果,比很多进修生都好.”我说的是真话,可他很真诚地说:“曾,我知道的,没有你的帮助我根本做不出来!”接着,他向另外两个古巴朋友讲述了两个月来实验室发生的很多事,“曾,你做得很成功啊!”这个老头,原来他什么都知道,我感到一种喜悦:原来协助别人成功和协助自己成功这两者的感觉竟是如此相似!
费尔南多带着我们的祝福回国了,我们希望他能把快乐保持住,并传给象他一样生活着的人们.
我默默祈祷,二十年后,天下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