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留学 高级华文与快捷华文的差别

    上世纪60年代，在传统华校念书，华文这一科，既读白话文，也读古文。一些古文，趣味隽永，文化蕴含量丰富。那时的中四与高中华文会考，分别规定几十篇考生必读的古文，试卷就从这些古文里设题。因此，每一个会考过关的华校生，肚子里都装有上百篇优美的古文。今日，一般学生视学习华文为畏途，要他们读古文，是强人所难，不切实际。但是，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则应另当别论。他们自愿修读高级语文课程，对华文必定有较浓厚的兴趣，阅读能力也自然较高。
 
    修高级华文学生应读几篇古文，先秦古文略嫌深奥，骈文赋体过于典雅，一些朴实的明清散文，应该适合高级华文学生阅读。我始终觉得，明代大儒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教材。“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虽是古文，却浅白易懂。题目中的马生，为当时一名太学生。宋濂与马生是同乡，马生写信请教这位乡贤，宋濂就以这篇文章回赠。文章细诉自己的学习经验，激励马生努力向学。宋濂在文章里，叙述刻苦学习的情形。其中一点，就是他向人借阅书本的情形。为了细细研读，他一字不漏地抄录所借来的书；更为了能在期限内归还书本，即使天寒地冻，手指僵硬，他也不敢怠惰。
 
   宋濂的学习环境恶劣，相比之下，今日新加坡学生的学习环境可就舒适多了。因此，若以《送东阳马生序》为教材，除了可让学生了解努力的重要性，更关键的，是让他们明白，自己有多幸运，应该珍惜眼前的一切，好好学习。再看看清代的一些古文，篇幅短，寓意深，也是好教材。如薛福成的《猫捕雀》，借野猫捕捉母雀的事，讽刺当时“残民自肥”的特权阶级；又如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侄》，借四川二僧的成败，说明读书、做事的道理。此外，沈复的《儿时记趣》，回忆童年趣事，极富想象力；刘开的《问说》，诉说学问之道，条理分明。这类作品，文字浅白如话，略加指导，修高级华文的学生都能读懂。
 
   “高级华文”之名，始于1992年的《王鼎昌报告书》，之前称为“第一语文”。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华文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政府于是在1999年放宽条件，让更多学生修读高级华文，这是适应时代的需求。但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则是程度的问题。教育部《中学华文课程标准》显示，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能认读和写2700－2800字”。认读多少？写多少？并没有清楚说明。这比《王鼎昌报告书》发布时明文规定的“能写3500字”，无论是数量或要求，都下降了许多。再根据中学课程规划，只有修读中华文学的学生，才有机会读几篇古文。高级华文的学生，则与快捷源流学生一样，只是接触几首唐诗。如果高级华文学生不修中华文学，他们的华文水平，与快捷源流学生实在相差不远，徒有高级华文之名，却无高级华文之实。因此，让高级华文学生多读几篇古文，只要选材得当，既可提高其程度，丰富其文化，也可扩大高级华文与快捷华文的差别。教育部若愿意广开纳谏之门，不妨考虑这个建议的可行性。